“蒋经国的饭可以吃，他的话不能信。”这是台湾学者胡平在他的著作《在台湾的三十年的人生锻炼》中提到的一句话，对蒋经国的评价直白而深刻。胡平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既有冷酷无情的决策者，又有不知疲倦、警觉如针的工作者。他认为，蒋经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出于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怀，而是因为蒋氏父子已经稳固了政权，所剩下的任务便是为自己的政权基础奠定更加牢固的经济基础。他甚至指出，蒋经国的晚年与国民党决裂，力推经济改革，是为了自己和父亲的政权延续，而非单纯为了台湾的福祉。

对此，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的研究员吴乃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吴乃德认为，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并非出自他个人的政治理想，而是在美国及台湾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他强调，蒋经国的改革更多是应对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非自发的政治进步。在他看来，蒋经国和其他独裁者一样，冷酷无情，缺乏对人权的尊重，即使在面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始终没有完全放下他那套控制一切的权力观念。

台湾学者陈师孟则进一步指出，蒋经国在宣传上非常巧妙，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和教育体系，向民众传播对领导人崇拜的观念。他通过对民众的操控，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看来，蒋经国与其他现代独裁者类似，擅长利用民众支持的表象掩盖其真实的政治动机。

不过，蒋经国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儿子章孝严和一些国民党高官，对这些批评持反对态度。章孝严曾公开指责吴乃德抹黑父亲，声称其言论有意引起台湾民众对蒋经国的反感，损害蒋经国的形象。国民党主席连战也表示，学者故意扭曲事实，将蒋经国称为“独裁者”是对台湾历史的侮辱。他们认为，蒋经国无论如何，始终为台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方面，功绩远远超过了过错。

蒋经国的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不易简单评价。他的政治道路充满了各种政治斗争与权力斗智，极难将其归类为“好”或“坏”。蒋经国去世后，《文史杂志》曾采访过曾长期担任蒋经国贴身侍卫的居亦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蒋经国身边人的直观评价。居亦桥回忆，蒋经国从小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与了父亲蒋介石的一系列重要事务。蒋经国的成长轨迹与父亲蒋介石的影响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苏联求学的经历，塑造了他独立而坚韧的个性。蒋经国在家族中的位置也相对特殊，他一方面需要继承父亲的政治事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

例如，蒋经国回国后，曾经到过蒋介石的老家溪口，与母亲团聚。蒋介石对于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子十分感动，甚至泪流满面。居亦桥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蒋介石那时流下的眼泪，不仅是父子重逢的激动，也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对家庭的深厚感情。

蒋经国早期的政治经历充满了挑战。1938年，他被任命为江西省赣南行政督察专员，提出了著名的“赣南新政”三年计划，力图通过改革改善当地的民生。然而，蒋经国的真正动机并非单纯的民生关怀，而是通过控制百姓、增强忠诚来巩固蒋家政权。在赣南，他实施了严格的礼仪和象征性措施，如要求百姓每天向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并将蒋介石的生日定为“太阳节”，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蒋家对地方的控制。

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也招来了不少党内反对，最终蒋经国被迫离开赣南，标志着“赣南新政”宣告失败。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旨在为蒋家政权的传承做准备，而非单纯为了地方建设。蒋经国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涉入了一些个人的丑闻，例如与一名年轻女干部发生关系，导致女方怀孕并最终去世，这为蒋经国的形象增添了不少负面色彩。

蒋经国的一生，也没有避免过失败与挫折。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东北特派员，希望他能借助对苏联的了解，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然而，蒋经国在东北的外交任务并未成功，他未能实现蒋介石的期望，东北之行可谓以失败告终。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最终获得了更大的权力。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蒋经国被任命为“政治安全”负责人的位置，负责统领特务系统。朝鲜战争爆发后，蒋经国用铁腕手段稳定台湾政权，制造了“白色恐怖”，并在岛内实施了严密的监控和审查。这段历史至今依然是台湾社会的敏感话题。

然而，蒋经国也意识到时代变迁的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蒋经国对台湾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尤其是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蒋经国逐渐放宽对党外势力的打压，开始推动政治改革。他提出了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改革并不完全彻底，但它们为台湾的后续民主化进程铺平了道路。

然而，蒋经国的改革并不完全没有争议。他虽然开始采取一些步骤向民主开放，但仍然保留了不少控制手段，尤其是在对民进党的应对上，他始终未能彻底铲除“台独”势力，这为台湾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蒋经国的改革，虽然为台湾的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为国民党的衰落和台湾的未来困境种下了伏笔。

蒋经国去世后，他的个人品德也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