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夏朝的衰落后，进入殷商时期，我国的奴隶制度已达到鼎盛阶段。商朝与夏朝同样源自黄河中下游的原始部落，商族在推翻夏朝统治后，吞并了大量土地与奴隶，迅速成为中原一大强国。与此同时，中华大地上还有许多其他有文明记载的方国，这些国家主要位于今天的山东半岛以及淮河流域，它们的文明程度和商朝相当，许多也在朝着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迈进。

由于历史久远，留下的记载零散且难以考证，因此我们只能从少数的碎片史料中，拼凑出它们短暂的历史。在商朝的历史中，东夷诸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这些方国大致分布在现在的山东半岛、黄河下游一带。东夷的部落氏族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源头之一。尽管东夷的名称有些陌生，但提起龙山文化，大家便能够对其有所了解。夏朝建立后，东夷各部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兼并，逐渐形成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小型国度。在这些国家中，奄国和薄姑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它们位于泰山和古济水流域一带，社会生产力与政治结构与夏朝相似。

东夷部落虽然一度对夏朝感到畏惧，但也始终没有完全臣服，双方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商朝的建立者汤，便来自于东夷众多部落中的一个商部落。商部落在离开东夷后逐渐夏化，族人渐渐不再视自己为东夷人。因此，商朝建立后，商朝的君王始终怀有兼并东夷的意图。甲骨文中曾有记载，商朝为了打败东夷诸国，甚至开始驯化大象用于战争。到商纣王时期，商朝与东夷的战争已经扩展到淮河流域，战争的规模与残酷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商朝不仅推动了中原与东南地区之间的交通，还促进了各地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作为商朝的末代君王，帝辛（即商纣王）无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拥有君王应具的智慧与气魄，但过度的自负却成为他国家灭亡的根源。帝辛执政期间，加重了奴隶的徭役，大力修建宫殿，急于扩张领土，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与东夷的多次交锋，严重消耗了国家的财力和民力，引起了各方诸侯的不满。长时间的战争疲劳加上商纣王对诸侯的压迫，最终引发了“诸侯之变”，以周武王为首的诸侯国联合起义，进攻商朝的首都朝歌。

然而，周国并非一蹴而就的革命力量。在反抗商朝之前，周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周朝为推翻商朝而大力造势，周武王以商纣暴虐为借口，宣扬天命归大周的理论；其次，周朝起源于渭水流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周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力逐渐强盛。表面上，周朝仍然对商朝保持臣服，但实际上他们早已有了推翻商朝的打算。最后，在决定性战役之前，周国不仅与西北的犬戎展开战斗，还暗中联合了众多不满商朝统治的方国，其中三分之二的方国支持了周国。

商纣王在发动对东夷的战争时，调动了大批军队向东南进发，但就在这时，周武王看准了时机，携众多诸侯国会师牧野，准备攻入商朝的首都朝歌。面对周武王的精锐部队，纣王急忙召回驻防的军队，但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已经消耗了大量士兵，疲惫不堪的商朝军队根本无法与周军抗衡。最终，纣王在牧野之战中战败身亡，商朝也随之灭亡。

尽管周朝成功取而代之，东夷诸国的势力依然强大。周武王去世后，周公辅政，但商纣王之子武庚与东夷联手反叛。周公随后带兵征讨东夷，经过三年多的激战，最终奄国迁移至南方，五十多个小国部落在战争中消失。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周朝逐渐确立了对中原的控制，并使周朝的领土不断向南扩展。尽管如此，到了西周末期，东夷的几个大国仍然强盛，甚至与周朝的国力相当，并且占据了江南一带的土地资源。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许多政权崛起，诸子百家纷纷展开争雄之战。而直到秦国的统一，中华大地上才不再出现东夷一词。此后，所提到的“夷”字，多指外族和少数民族。商朝的灭亡并非一朝一夕的结果，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觉醒，国家与部落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显著。如果说夏朝还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联合体，那么商朝则是一个雏形的中央集权国家。到了商纣时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成熟，但作为统治者，纣王未能顾及到内部治理，而过度扩张，导致了国家的衰败。

正如《左传》所总结的那样，商纣之所以身死国灭，正是由于常年的战争使得国力逐渐空虚，军队疲劳，回防时又遇到长途奔袭，最终导致了失败。尽管商纣王未必像后世所说的那样昏庸无能，他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或许是可以称道的，但显然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统治者。

历史中的每个问题都是复杂的谜团，其中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通过对历史背景的研究和对纣王个人经历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不论纣王为了打击敌人、扩展疆域，还是为了振奋士气做出的决策，都最终决定了商朝的覆灭。历史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是，君主的决策往往不仅仅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充满了政治与军事的计算。正因如此，研究历史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