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685—1686年），中俄在黑龙江流域围绕小城雅克萨的得失，先后爆发了两次雅克萨之战。

作为那个时代幅员最为辽阔的两个大国，中俄雅克萨之战的烈度和规模其实相当有限，清军从未超过三千人，俄军更是一直不足一千人。

但是，作为火器时代的一次罕见的东西方交锋，雅克萨之战却也是观察当时中西方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及战争文化对比的一次绝佳战例。

俄式堡垒战术

清崇德八年（1643年），也就是清太宗皇太极驾崩那一年，黑龙江流域出现了当地索伦部落（一说是野人女真的一支，一说是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的统称）此前从未见过的一小支武装。俄国人来了！

俄国人将黑龙江流域视作无主之地，就像1582年叶尔马克翻越乌拉尔山，征服西伯利亚那样，凭借哥萨克骑兵、火绳枪和堡垒战术这“远东三宝”，将索伦人打败。在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次入侵中，达斡尔人战死者达到六百六十一人，而俄国人仅阵亡四人。

顺治九年（1652年），清帝国决意出兵反击，目标是哥萨克在乌扎拉村的堡垒。关于此战清军出动的兵力，有六百人到两千人多种版本，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辽东虽是大清龙兴之地，此刻却是兵力空虚的真空地带。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除满蒙八旗之外，以辽人为主体的八旗汉军及归附大清的吴三桂所部也几乎悉数南下。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主力正深陷关内战场，李定国率军“两蹶名王”，连续击败了定南王孔有德与敬谨亲王尼堪，军势大振。清军根本无力大举回师关外。可以说，此时的关外，除野人女真等当地人之外，几乎算是战略真空带。有一种说法是，此时清军在关外的正规军总共只有数千人而已，在黑龙江流域甚至都没有常备驻军。

乌扎拉村之战中，清军倒是依靠火炮炸开了俄国人的木制围墙，但在冲击缺口时遭到了俄国火炮的抵近射击，从而发生了恐慌式后撤。在哥萨克的反冲击下，清军彻底溃败。中俄首战，以清军惨败告终。

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爆发的呼玛尔堡之战中，清军据说出动了一千五百名正规军（俄方数据渲染为一万五千人）和十五门“神威大将军炮”，但还是没拿下俄国人修建的呼玛尔堡。清军只能围而不攻，最后因军粮耗尽而被迫撤退。但俄国人的好运似乎就此耗尽。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宁古塔水师通过数次水战歼灭了哥萨克在黑龙江的主力，最后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肃清了黑龙江全境的哥萨克，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此时清军已经开始意识到，哥萨克在野战中并不可怕，但其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的确难以对付，清军在乌扎拉村和呼玛尔堡的先后两次失利都是败于无法攻破俄国人的堡垒。之后二十年，中俄保持了大致的和平状态。清军主力又一次撤出了黑龙江流域，对俄国人隔三岔五的小规模骚扰也是能忍则忍。但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俄国人重返黑龙江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据说在整个黑龙江沿线，俄国据点村庄里的成年男子总数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人，甚至还形成了一条“黑龙江沿线俄国城堡走廊”。很显然，俄国在黑龙江的堡垒战略是在试图重演其对西伯利亚的蚕食史——以堡垒让骑兵望坚城兴叹。

但康熙帝再也不打算对俄国人的大肆扩张听之任之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东巡盛京，以行围狩猎的名义北上对宁古塔将军移驻地乌喇进行巡视。尽管他在松花江上还赋诗“我来问俗非观兵”，但很有些故作姿态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首次设置“黑龙江将军”，由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升任，这些都是反击战即将打响的明确信号。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雅克萨之战开战前，清军、俄军分别处于何种状态呢？

先说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底，吴三桂长孙吴世璠自尽，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正是为了平定吴三桂，清廷不仅没有及时将兵力调往关外，抵御俄国，还从关外调兵入关参战，这才给了俄国人卷土重来的良机。

仅一年多后，也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帝命施琅率水师出击台湾，在澎湖海域歼灭了郑军的水师主力，次月郑克塽向施琅请降，台湾岛就此纳入大清版图，清帝国境内最后一个有实质性反清实力的军事集团被扑灭。

可以说，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郑氏军队后，清帝国的国力步入巅峰。不过，除黑龙江的边患之外，清帝国此时一个正在放大的隐忧是，噶尔丹正带着准噶尔骑兵在西北方向大举扩张，不仅基本整合了卫拉特（明代的瓦剌、漠西蒙古）各部，且占领了天山南、北两路，对大清对蒙古的控制权和宗主权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

在军力上，清帝国全盘继承了由徐光启、孙承宗、袁崇焕和孙元化等人开启的晚明军事改革的各项成果，基本完成了以红衣大炮为重心的第三次火器革命，短时间内即将清军从冷兵器时代拉入冷热兵器混用时代。

在炮兵方面，清军早在皇太极时代，就以乌真超哈为班底，组建了专门的炮兵部队，开始列装红衣大炮，并在掌握了葡萄牙人的技术后实现了量产。红衣大炮在清军荡平关外、在潼关之战决定性地击败李自成、扫平各路南明反清势力，乃至平定吴三桂叛乱中都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

不过要说明一下的是，“红衣大炮”只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多指继第一代的本土火铳和第二代的外来佛郎机之后，明末清初军队装备的“第三代大炮”，是欧洲16世纪末、17世纪初研发并装备的一种火炮。这个时代的清朝还多少保持了部分学习能力与开放性，基于红衣大炮的技术研发出了各型火炮，比如雅克萨之战中装备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神威将军炮”“龙炮”“子母炮”，重量减轻，口径变小，款式齐全。这些大炮都可以统称为“红衣大炮”。相对而言，在实战中，为了对抗俄国人的堡垒，清军的大炮更注重破城而不是直接杀伤敌军，可以看作“攻城炮”。特别是“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是此时清帝国的最重型火炮。1975年，在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驻地齐齐哈尔曾发现一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是此种炮现今唯一留存的实物。

正如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清之际“西炮东传”中曾起过的巨大作用一样，传教士南怀仁则是康熙时期造炮的灵魂人物。三藩之乱时，康熙帝曾传谕兵部，着南怀仁铸造大炮；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南怀仁督造的二百四十门神威将军炮告成，试炮三个月，发弹两万一千六百发，命中率空前之高。亲临试炮现场的康熙帝褒奖南怀仁称：“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已有功效。见今所制新炮，从未有如此之准者。”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康熙年间造炮总数为905门，南怀仁设计制造的火炮占62%强”[1]。

在火枪方面，清朝此时已大批装备鸟枪（又称鸟铳，中式火绳枪），还涌现了像戴梓这样的天才火器研发专家。戴梓曾在三藩之乱时向康亲王杰书进献可以连发二十八弹的连珠火铳。尽管这种火铳并非像后世吹嘘的“连珠火铳是世界最早的机关枪”那么神乎其神，但的确“是一种由单装、单发向多装、单发、连射过渡的新式单兵用枪”，不仅简化了装填手续，还提高了发射速度。只可惜，连珠火铳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更未投入制造流程，不久就失传了。[2]

更可叹的是，清军还错过了燧发枪的风口。如果说明初的火铳（在西方是火门枪）是第一代火枪的话，那么嘉靖朝从葡萄牙引进的火绳枪就是第二代火枪，而16世纪中期由法国人马汉发明的燧发枪则是第三代火枪。马汉将火绳枪用火绳点火的装置改进为用燧石作发火装置，扣动扳机，燧石落下，摩擦火花，引燃火药。燧发枪部分克服了火绳点火怕风的弱点，还简化了发射流程，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提高射速至每分钟四至五发。自17世纪初法军和英军相继列装燧发枪之后，到17世纪中期，燧发枪已取代了火绳枪，成为欧洲列国军队的制式装备，一直使用到鸦片战争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

而在中国呢？其实早在崇祯八年（1635年），明末火器专家毕懋康就在其著作《军器图说》中首次介绍了燧发枪（书中称作“自生火铳”），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到了康熙朝，燧发枪倒是造出来了，但成为康熙帝打猎专用的宫廷摆设。

再说俄国。尽管自伊凡四世以来俄国一路向东扩张，鲸吞了广阔的西伯利亚，但在雅克萨之战前后，俄国的技术能力与军备水平仍无法企及西欧国家。

很多人或许会问，彼得大帝在雅克萨之战时不是已经即位了吗？彼得大帝在1689年，即雅克萨之战爆发后第四年才正式亲政，并且即使他亲政后启动了规模浩大的改革，也没有立刻见效：在1700年大北方战争的纳尔瓦之役中，三万多俄军惨败于八千瑞典军队，直到1709年的波尔塔瓦之役中，俄军才决定性地击败瑞典军队，正式确立了欧洲军事强权的地位。而此时，距离雅克萨之战已过去了二十四年。

不过，在雅克萨之战前讨论俄国国力和军力有些多余。清军即将面对的只是远离俄国核心统治区的少量军队，不足一千人的军队已经是俄国人在远东所能凑出的最大力量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俄军只有四百五十人，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俄军仅八百余人。这些人以哥萨克为主，俄军正规军为辅，尽管哥萨克的战斗力并不下于正规军，但其装备水平相对落后。

在雅克萨之战的可见记录中，哥萨克的单兵火器并未像俄军正规军中那样完成燧发枪的大规模列装，过时的火绳枪仍然是重要装备，相比清军的鸟枪并没有构成代差式的优势。当然，俄军的单兵火器普及率要高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清军。

如果说在单兵火器上俄军还拥有一些优势的话，在火炮上，俄军则明显居于下风。因为劳师远征，俄军能千里迢迢运到远东的火炮数量本就有限，能分配至雅克萨的更是寥寥无几：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时的火炮只有三门。数量不多也就罢了，更尴尬的是，俄军的火炮也不比清军更先进。这不仅因为大口径的火炮无法从欧洲运过来，也由于自红夷大炮入华以来，近一百年间欧洲火炮的研发制造也缺乏革命式的创新和颠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炮兵革新也着眼于战术而不是技术，只是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使其可以更快捷地参加野战。

那么，兵力占绝对劣势，装备水平也不占优势的俄军，在雅克萨之战中是否不堪一击呢？

此处稍讲几句题外话。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并未见到闻名于世的哥萨克骑兵一展沙场雄风，更没有出现满蒙骑兵大战哥萨克骑兵的名场面——这种对决只要存在就必然会成为战史上的永恒话题。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和哥萨克兵力不足，只能据城防守有关，也有可能是哥萨克在远东的战马不足。至于哥萨克骑兵和满蒙骑兵之战力高下，就只能是未知数了。

即使缺乏火炮和骑兵，远东俄军自有其核心竞争力，那就是堡垒战术。

俄军在远东的所谓堡垒战术，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在战略上，俄军广修堡垒，形成了所谓的“黑龙江沿线俄国城堡走廊”。俄军的堡垒群很可能取法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堡都可以作为行进中的军队基地，那里保证可以得到包括重炮武器在内的一切军需物资。而对敌人来说，要想一个接一个地攻克这些城堡则是极其棘手的事情”[3]。在战术上，俄军参考了最新的欧洲筑城工程学——特别是棱堡类工事——修筑可以运用交叉炮火、不留任何射击死角的坚固工事。当然，俄军在碰见清朝正规军前，在远东遇到的敌人基本是攻坚能力聊胜于无的草原游牧骑兵，对工事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俄国人的堡垒战术早已引起了清廷的关注。据说康熙帝手边有一张黑龙江流域的地图，绘有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上面标明了所有的俄国城堡。康熙帝会召集官员观图详议，制订针对俄军堡垒战的作战计划。

[1] 王育成《火器史话》，《中国史话·物质文明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47页。

[2]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275—276页。

[3]［美］T.N.杜普伊，严瑞池、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140页。

本文经 天地出版社 天喜文化 授权，文摘自 张明扬 著《大争之世: 改变古代中国的十五次战争》，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