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一个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和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旧有的制度和观念难免会与时代脱节，到了适当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变革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周朝的建立为中国带来了一套完整的周礼制度，周公旦等王公大臣建立了严格的社会规则和礼仪制度。然而，随着时光流转，西周进入中期后，原本适应社会需求的周礼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到春秋时期，社会变动频繁，诸侯争霸的战火连绵，周礼的衰败逐渐浮现出来，孔子对此痛心疾首。进入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为激烈，社会动荡剧增，各个国家面临着存亡之际。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旧有的周制依旧被沿用，形成了巨大的束缚，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甚至危及国家的强大和君主的权威。正是这个时候，敏锐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为了国家的未来，新的体制和方法必须被建立。战国时期，列国的改革浪潮也就此席卷而来。

然而，在这股改革潮流中，七雄中的其他国家都进行了变法，但为何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终取得了成功呢？司马迁在其《史记·商君列传》中指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竟然与我们传统的认知有所不同，而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中，成为了众多强国的必由之路。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发布了《垦草令》，这标志着秦国全面变法的开始。《垦草令》主要是针对农业的改革，核心目标是通过刺激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让国家认识到，只有重视农业，才能稳固经济基础。比如，商鞅提倡贵族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并推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确保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三年后，《垦草令》逐渐得以落实，商鞅又继续进行一系列深远的改革，包括引入魏国李悝的《法经》、设立二十等爵制度、鼓励开垦荒地、废除贵族的井田制以及推动土地私有化，甚至强制实施家庭制。此外，还统一了度量衡，这些改革让秦国的体制焕然一新。

在这些改革中，最具革命性的是二十等爵制度，这一制度与战功紧密相连。士兵杀敌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甚至根据斩首数量，士兵还可以获得土地、宅邸以及仆人等物品。比如，杀敌五人就能拥有五户仆人。更加特殊的是，若一个人父母是囚犯或妻子是奴隶，只要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他就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晋升为平民。这种直接与战功挂钩的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热情和对荣誉的追求。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耕与战”，即将农业与战争放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商业等其他行业则被边缘化。商鞅自己在《商君书·慎法》中明确指出：“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这就是商鞅对国家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考，强调农业和战争是国家强盛的根本。

那么，为什么“耕战”与商鞅的成功变法息息相关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商鞅通过将民众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或牧民，另一类是战士。秦国地处西部，长期受到关东六国的轻视，经济落后，社会分工较为简单，这种划分显得尤为直接有效。在这种相对封闭且落后的社会结构中，商鞅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

假设商鞅的改革被移植到其他国家，比如齐国、魏国或韩国，这些国家在社会发展上远比秦国先进，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思想自由流通，推行“耕战”政策无疑会遭遇大规模反对。在这些国家，商鞅式的简单化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当然，秦国的政治稳定、君主的坚定支持以及商鞅变法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呼应，也为变法的成功提供了条件。此外，商鞅推崇农业的理念，也帮助普通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切都使得秦国在变法过程中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最为关键的，还是“耕战”二字，这种模式深刻契合了秦国的国情，因此可以说它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核心。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百姓在和平时节从事农业，战争时期则能迅速转为战士。这样的安排不仅保障了国家的后勤供给，也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二十等爵制度的实施，底层农民可以通过杀敌晋升，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机制大大激发了百姓的参与热情，使得秦国几乎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状态。在这种激励下，秦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士兵们勇猛异常，史书称他们为“虎狼之师”。《商君书》记载：“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可以看出秦国士兵对战争的渴望和对胜利的狂热。

随着改革逐渐见效，秦国的粮食储备增加，军队实力增强，国君也愈加坚定地推进变法。经过数代坚持，直到秦始皇时期，秦国最终统一了六国，成就了前所未有的伟业。

那么，既然“耕战”可以让秦国强盛，后来的政权是否会效仿这种模式呢？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每个强国的军事制度都与“耕战”紧密相关。比如汉代的屯田制、唐代的府兵制（兵农合一）和明代的卫所制等，都是典型的“耕战”制度。此外，异族政权如匈奴、突厥、蒙古、女真等，都在牧战结合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明末后金，他们在农耕和战斗之间找到了平衡，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比之下，明朝卫所制在崩溃后，采用了募兵制，但由于财政困境和兵力不足，无法与女真人的全员皆兵相比，最终导致了明朝的失败。尽管清朝的崛起有许多其他因素，但“耕战”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然而，尽管“耕战”制度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带来强军，它毕竟更适应于较为落后的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分工越来越细致，后来的时代不可能再回到简单的“耕战”模式。唐朝府兵制和明朝卫所制的失败，正是未能及时适应社会变化的结果。

参考资料：《史记》、《商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