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文正”这一谥号被视为文官中最尊贵的荣誉，极为稀少，获得者仅限于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位杰出的汉臣。这些人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背景与贡献，但共同点是他们都享有了这个最高等级的文官荣誉。这在当时清朝的政治体制下，颇为出乎意料，因为清朝本身奉行“重满抑汉”的政策，主张满洲、蒙古人优先，汉族则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因此，尽管“文正”作为荣誉的象征，最终获得这一殊荣的，几乎全部是汉族官员，令这一现象更显得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这一谥号如此偏爱汉臣，而满洲与蒙古的官员却难以获得呢？

首先，从学历和官职级别上来看，满蒙大臣几乎无法达到获得“文正”的标准。清代的谥号制度极为严格，要想获得“文”字头的谥号，必须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必须是翰林出身，二是担任二品以上的官职。翰林作为清代文化和教育的最高象征，代表了极高的学术造诣和社会地位。实际上，清代的谥号授予规则远比想象中更加严格，《清史稿》中明确写到，只有一品官员的亲属可以提出赐谥申请，而二品及以下的官员无法得到这种特权。此外，还有明文规定“非翰林不以文谥”的惯例，这让许多有功的官员即便是二品以上，也未必能如愿获得“文正”谥号。满蒙旗人大多是以侍卫、世职入仕，这些官员普遍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甚至有不少人连识字都困难。清代共授予了二万多名进士，而八旗进士仅有1417人，相当于一个省的进士数量，且这些旗人的学术水平相较于汉族进士，差距可想而知。若让这些旗人与汉族进士同场竞技，旗人能考中的几率几乎为零。因此，旗人中真正能够获得翰林、晋升为高级官员的极为稀少，即便个别旗人进入翰林，也几乎没有达到“文正”所要求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地位。

再者，清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注重权力的平衡，尤其是在满汉问题上，他们有意通过一些荣誉性头衔来拉拢汉臣，保持满族的统治优势。由于汉族在科举和文化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皇帝在官员的选拔上极力避免汉族官员掌握过多实权，以防止影响满洲统治阶层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文正”谥号虽然象征荣耀，但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它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誉，旨在安抚汉族士人的情绪。尤其是科举考试中，清朝常常在一甲中不取旗人，连二甲前几名也极少有旗人，这本质上是通过排除汉人竞争者来确保满洲和蒙古官员的地位与特权。至于“文正”这一谥号，最高级别的荣誉，最终几乎完全倾向于汉族官员，借此显示清朝政府的“仁爱”与“宽容”，安抚汉族士人的情感。

最后，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是，成为帝师往往是获得“文正”谥号的关键。清朝皇帝非常看重教育，尤其是皇子和皇帝的教育。在这一领域，汉族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精通儒学经典，是培养皇子、皇帝的最佳人选。清朝的历史上，除曾国藩和刘统勋外，大多数获得“文正”谥号的官员都有担任帝师的经历，而这一角色几乎被汉族学者所垄断。虽然也有一些满洲和蒙古旗人担当过皇子或皇帝的教师，但他们教授的多是骑射、语言等军事技艺，而对于儒家经典的教学，仍然需要汉族的学者。因此，清朝的教育政策间接促进了汉族官员在文化与学术方面的优势，进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文正”这一荣誉。

综上所述，满洲与蒙古官员难以获得“文正”谥号，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相对较弱，且没有足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积累来匹配这一荣誉。同时，清朝的政治体制出于对汉族官员的拉拢与安抚，才将这个谥号几乎完全授予汉族。而成为帝师这一特殊身份，也无疑是汉族官员能够获得“文正”的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