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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导航已经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忘了，古人最早是如何在一片未知中辨认世界的模样，又是如何在混沌中绘出属于自己的坐标。

其实，中国的地图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并一直与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不过在古人眼中，地图不只是导航工具，它还是对天地秩序的描绘，是对政治权力、文化认同、历史记忆的编码。

荆轲刺秦王时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

图/影视剧《荆轲刺秦王》

一、“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看古人如何测绘山河

在今天看来，《禹迹图》不过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石碑，但在北宋时期，它却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被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禹迹图》，我国现存最早石刻地图之一，北宋绘制、南宋刻石，藏于西安碑林。

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更因为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测绘精度与空间意识。

绘制于北宋元丰年间、刻石于南宋绍兴六年（伪齐阜昌七年）的《禹迹图》，首次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整幅地图以方格构成，共横70格、纵73格，总计5110格，每格代表现实中一百里。

采用“计里画方”法，每个方格代表现实中100里

图/《禹迹图》细节

这种对比例尺的自觉运用，使地图不再只是抽象象征，而成为可以量度、可以据以认知山河与行政区划的空间工具。这种思路，几乎可以看作是现代地图的雏形。

图中融合了《尚书·禹贡》中关于“九州”地理的古代观念与唐宋现实的行政建制，既画出了理想中的天下格局，也反映出当时具体的山川、城市和疆域。

图/央视纪录片《“字”从遇见你》

它所覆盖的区域，北至黄河河套的受降城，东南至大海，西抵沙漠，正是古代“九州”与“四海”的完整想象。这样的“古今合绘”是中国古代舆图常见的做法，既是一种测绘技术，也是一种历史叙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图并非孤例。宋代还出现了《华夷图》《地理图》等一系列大型全国性舆图。这不仅与测绘技术的进步有关，更与当时复杂的地缘格局密切相关——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疆界意识日益强化，地图因此成为权力、认同与地理知识的交汇点。

《禹迹图》不仅让人“看见”山河地理，也让人“理解”什么是“天下”与“家国”。这块看似静默的石碑，承载了古人丈量世界的智慧，记载了地理、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复杂交织，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空间认知遗产。

二、《诗经》背后的风土人情

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文化记忆

《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一幅融经学注释与地理认知于一体的特殊舆图，它所呈现的不仅是空间的信息，更是《诗经》所代表的文化世界的图像化表达。

图/《十五国风地理之图》

南宋绍兴年间，学者杨甲在绘制《六经图》时便包括了这幅地图，成为现存最早的刻本地图之一。其后，《十五国风地理之图》频繁被收录在《诗经》类著作的卷首，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成为科举学子的必备工具，体现出古人注重“图文互证”“经史合参”的治学传统。

这幅地图覆盖了长江、黄河与淮河流域，北至长城，南及江南诸路，但因周人活动主要集中于北方，中南地区在图中被有意压缩。图中以黑色圆圈标注的诸侯国名称，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致对应，但也有细微出入。

图/《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细节

例如，将“周南”“召南”并列标注于“陕”地，说明“风化之地”已经超出了周公、召公实际管理的行政区域；以“晋”标注“唐风”，揭示出晋国承袭唐尧遗风的历史逻辑；“豳风”虽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一区域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图上并没有以圆圈标注“豳”；而“王风”则因东周王室衰微，不再作为实际国名出现。

此外，地图还标注了大量《诗经》中的重要山川，如渭水、泾水、汉水与终南山等，使读者得以在地理图景中追溯诗意与历史记忆的交汇之处。

从左至右依次是渭水、泾水、汉水、终南山

图/《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细节

本图虽非以“计里画方”之法精密测绘，却以文化地图的方式呈现了《诗经》所构建的世界。在古代士子眼中，这不仅是识地之图，更是入经之门。

从空间结构到地名配置，从文本注释到历史考据，《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在视觉上实现了《诗经》叙述空间的具体化，也在思想上折射出儒家经学将“风土人情”纳入正典的文明逻辑。它让古人的政治版图与文化想象，在一幅舆图中彼此交融。

三、古地图史上的一次“裂变”

首次将“世界”完整呈现

《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华编绘完成的一幅世界地图，是中西地理知识首次深度融合的成果，也是一件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美感的“混血地图”。它的问世，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空间的认知，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图技术与西方地理学、数学知识的第一次系统对接。

图/《坤舆万国全图》

本图因时代局限未准确绘制各地理实体位置等

这幅地图之所以具有跨时代意义，首先在于它引入了西方地圆说、经纬测量法和等积投影法等先进制图理念。地图整体呈椭圆形，经线为向内弯曲的曲线，纬线则为平行线，清晰划分出五大气候带。

而在视觉表达上，它则保留了大量中国传统制图的表现形式：山川地貌以写意山水画的方式描绘，海洋则铺满细密波纹，亚洲大陆整体涂为黄色，既呼应皇家审美，也让中国观者倍感熟悉。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图中大量中文文字注记。这些说明不仅介绍各地地理状况、历史典故与风土人情，还专门在空白处附以地圆说、经纬知识的文字讲解，力图让中国读者通过一幅图了解西方地理体系的全貌。

这种使其既继承了中国地图“注记详尽”的传统，又承担起了“传道启蒙”的功能。地图中甚至包括了利玛窦本人的署名，标注为“欧罗巴人利玛窦谨撰”，这在中国传统地图中极为罕见，也体现了其在“礼献君王”之外的作者身份意识。

利玛窦，16世纪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物之一，他不仅传播基督教，还引入西方科学、地理和制图知识。

在装饰风格上，《坤舆万国全图》融合了西方地图的艺术传统，画面上布满航海船只、巨兽、幻想生物与异域风情图案，空白处也不放过任何美学装饰的可能。这使得它不仅是一幅地图，更是一件可供观赏、收藏与炫耀的艺术品。尤其在明代宫廷中，这种“兼具知识与审美”的地图更被视为稀世珍宝，相传万历皇帝一见倾心，还命人摹绘多份赏赐宗室。

总之，《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是一张地图，更是利玛窦用图像搭建的文化桥梁。在那里，东西方世界首次在“看得见”的地理空间中彼此照面，也在那里，中国人第一次以图像方式重新定位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幅地图，是科学史上的奇迹，也是艺术与文明交汇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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