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的宿县街头，黄包车的车夫轻轻挑起车帘，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士从车上缓缓下车。他的衣角上带着新墨的清香，显得与周围的街道格外不协调。男子从怀里掏出怀表，熟练地检查了一下时间，随后他递给车夫两枚铜元，转身步入旁边的货栈。

那时，董士沅的生活看似平凡无奇——他在账本上简明扼要地记录着：“赏车力2角，购烧鸡1元4角，付邮汇武进家用3元。”他的日常开销，朴实而又规律。然而，谁能料到，六年后的同一时刻，这个穿着得体的商人将会在简陋的破屋中，颤抖着写下：“卖字画得银8角，购杂粮3升。”

那本日渐泛黄的账簿，悄无声息地揭示了战争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深重灾难。

体面生活的崩塌轨迹：从鱼蟹满桌到杂粮果腹

翻开董士沅1936年的账簿，里面的字迹整齐而有序，仿佛是打印出来的一般清晰。每月103银元的收入中，46元来自于他在货栈担任掌柜的固定工资，余下的收入则来自投资分红和存款利息。他的开销清单，堪称一幅市井生活的写照：每周必有烧鸡和鱼蟹，出门必乘黄包车，甚至连下乡收租时也要事先准备好开水和鸡蛋。

在1936年12月2日的账单中，那笔“援绥军捐款1.34元”显得格外庄重，它印证了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在国家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然而，这一切的转折，开始于1937年秋。

账本的空白处，突然被潦草的批注打破：“沪战起，汇武进家用倍之。”随着南京沦陷，董士沅开始频繁地将钱汇回老家，保障家人的生计。1938年初，账上不仅出现了“购爱国公债10元”与“红十字会捐款5元”，同时他对肉类的消费也有所减少，缩减了三成。

精神世界的双重沦陷：良民证与算命钱

到1940年，账本里出现了两项新支出，这让后人看了无不为之一震：一项是“办理良民证1.2元”，另一项是“算命看相3元5角”。良民证，是在沦陷区生活的百姓所必须办理的生存凭证，而算命看相的费用，则是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中产阶级用来麻痹自己精神的方式。

随着战局不断恶化，董士沅的生活逐渐崩塌。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他的体面生活逐渐变得难以为继。尽管他依旧坚持洗澡理发，但这两项服务已经被拆开来消费。即便他依然购买书籍，但以前他阅读的是《墨子汇海》之类的经典，战后则更多是《心经》《金刚经》这些安抚内心的读物。

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后，上海的米价暴涨了40倍，而董士沅的月收入却缩减至战前的三分之一。账簿中“邮递费”的项目频频出现，显示出他对远在江苏老家的家人的关心与牵挂。1941年某一页夹着的《申报》报道中提到“沪上名流纷纷避居香港”，而董士沅账上的一笔支出“购旧皮箱2元”则预示着他或许已经在准备逃难。然而，最终这个皮箱始终没能装满他远行所需的盘缠。

知识分子的体面：乱世中的最后防线

到了1942年2月，董士沅的账本上仍然清晰地记载着一笔“购《英汉辞典》1册”。此时，董家已经搬进了漏水的简陋厢房，但他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战前，董士沅的书架上摆满了《法律质疑汇刊》和《铁道史》之类的专业书籍，而战后，他的阅读书目则逐渐转向了《金刚经》与《面相学》，这也许反映了他内心的惶惑与迷茫。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大公报》社论中的一段文字：“中产阶级如风中芦苇，既无劳工之无产无畏，亦无豪绅之翻云覆雨。”这句话或许揭示了董士沅面临的困境：他既不能像富商那样通过转移资产来规避风险，也无法像贫苦劳工一样“躺平”求生。在账簿上，那些不断出现的“量入为出”批注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即便是购买一瓶咸菜，他也会小心翼翼地标注下价格的波动。

恩格尔曲线的警示：生死之间的跨越

经济学家分析董士沅账本中的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1936年时，董家的恩格尔系数仅为0.28，属于“最富裕”层级；然而到了1938年，这一数据飙升至0.605，直接跌入了“贫困”区间。这一数据的剧烈变化，正是战争对中产阶级精准打击的体现——他们既没有土地作为抵御通胀的屏障，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机倒把。

账本显示，董士沅战前的投资收益占据了家庭收入的55%，但到了1940年以后，这一项几乎完全消失。更为残酷的是，当富人通过囤积居奇来获取暴利时，董士沅这样的中产阶级却因其“体面”的束缚，无法进行灵活的转型。即使他需要变卖家当，也会选择“出租房屋”或“兼职卖字”这样看似体面的方式，而不愿像小商贩一样沿街叫卖。

这种精神上的枷锁，或许比眼前的经济困境更加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