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被誉为礼仪之邦,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就已经确立,“礼”不仅仅是一种礼节,更是一种行为准则。
隋唐时期,设立了三省六部,而礼部位列六部之首。以跪拜为例,臣民在见君主时,都需要进行跪拜的大礼。随着时代的演进,跪拜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明朝,朱元璋规定了“三叩五拜”作为最高规格的跪拜礼仪。然而,清军入关后对这一规则进行了修改,将拜礼次数增加到了“三叩九拜”作为最高规格。然而在乾隆年间,由于礼仪问题,发生了一系列尴尬的事件。
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天津白河口岸突然出现了一百多名来自大不列颠的人,他们驾临了3艘战舰,为首的是马戛尔尼,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派遣,跨越重洋、万里迢迢前来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
尽管他们以“祝寿”为名,实际上并非为了祝寿,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开放口岸,取消贸易禁令,促进与英国的贸易关系。马戛尔尼从欧洲来到中国的这一事件虽然在中国历史中鲜有记载,但在西方外交史上却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当时英国正风起云涌,而清朝在乾隆的领导下却紧闭国门,自视甚高。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国王准备的各种寿礼,总计600多箱,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以及地球仪、钟表等乾隆认为是西方“奇淫巧技”的物件。
乾隆听闻英国人前来为自己祝寿,喜出望外。
他并非对礼物感兴趣,而是对天朝影响力之大感到惊叹,甚至连遥远的英吉利都派代表前来朝拜。因此,乾隆派遣官员一路迎接,从天津到直隶再到京城,一路上款待丰富。然而,刚刚到达北京,礼仪问题就突然成为争议焦点。礼仪之争的核心分歧主要可总结为三点:首先,作为英国国王的特使,且拥有英国爵位,马戛尔尼自诩以“国使”身份而来,而清朝派去接待他们的两位官员分别是乔人杰和王文雄,这两人在历史上并不为人熟知,乔人杰是天津的地方小官,王文雄则是一名副将。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对他的接待不够尊重,官员的地位和他不相匹配。其次,马戛尔尼认为,他所送来的600多箱寿礼应被视为国与国之间的馈赠,即礼物。
然而,清朝官员却认为这是“贡品”,是英国人为了朝拜清朝天子而带来的孝敬之物,这让马戛尔尼感到不合理。最后,马戛尔尼要求见乾隆时以英国礼仪,单膝下跪。然而,清朝官员认为,不论何人见到天子都需要进行“三叩九拜”,双膝跪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引发了激烈争执,双方均不让步。清朝官员认为,双膝跪拜是基本要求,不算过分。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自己是国使,不可能屈膝下跪,单腿跪拜已经是足够“知礼”的表现。清朝官员将礼物清单和这三点争议向乾隆汇报后,乾隆大怒,认为洋人来祝寿居然如此傲慢,对大清不敬,于是下令“教训”这些洋人。
当然,既不能动手,也不能直接斥责,于是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不给他们吃饭。原本英国人远渡重洋,终于在大清吃到新鲜的水果蔬菜,突然间清朝接待人员全部撤退,过了用餐时间,马戛尔尼派他的助手安德逊出去询问,最终发现大门出不去。英国人急了,他们被连续饿了三顿饭,肚子咕咕作响,但马戛尔尼仍然坚决不肯屈服。乾隆身边并非没有聪明人,军机大臣和珅颇具智谋,他认为英国人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又不能忽视乾隆的脸面。于是,他主动出马,亲自前来见马戛尔尼,解决了上述第一个分歧点,因为和珅的身份和地位足以与马戛尔尼相当。
然后,马戛尔尼才向和珅递交了他们的国书。和珅一看国书,面色大变,赶紧禀报乾隆。原来,英国国王所送来的国书中,除了为乾隆祝寿外,更主要表达了希望乾隆能够开放通商口岸,甚至提出在舟山为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以便英国人在华立足。正值此时,乾隆得知英国人已经占领了喜马拉雅山西侧的印度孟加拉邦,虽然乾隆自视颇高,对英国人仍存在一些忌惮。在这个关键时刻,居然还在为礼仪问题斤斤计较,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乾隆对以上分歧做出了让步,马戛尔尼最终单膝跪地向乾隆致敬,见过皇帝后,乾隆匆匆将他们送离清朝,同时下令各地加强口岸和海防防线,紧守国门。
马戛尔尼临行前仍在埋怨,称清朝皇帝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乞丐。
综上所述,“礼仪之争”实质上是由双方认知的不同引起的。马戛尔尼以“外交”角度来华,而乾隆则以天下之主的身份对待他,从今日角度来看,马戛尔尼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然而,马戛尔尼的这次访华对乾隆和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面对外部威胁,乾隆更加坚定了闭关政策,紧闭国门,防御外敌。中国由此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各个方面持续滞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再次推开中国大门,当然,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再是600箱礼物,而是数不清的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