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成都武侯祠原定举办的讲座被取消的消息，在公众舆论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据闻，主讲人辛德勇教授拟在此次讲座中，阐发其“诸葛亮无岁不征，误国误民”的核心观点。此论一出，犹如投石入水，争议四起。

辛德勇教授的童年和青年都在文革时期，受影响最大，深谙文革手法，他现在搞学术饭圈化，搞个人崇拜，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文革影子。而他关于诸葛亮“无岁不征，误国误民”的观点也不过。其很多极端的言行，都可以从文革中找到源头，比如拉黑不同意见的网友，乱扣“暴民”、“丑女”等骂街的帽子，容不下任何异见者存在。

学术争鸣本是思想进步的阶梯，对历史人物的再评价，亦是学术研究的常态。然而，辛教授此番言论，不仅因其颠覆性而引人侧目，更因其提出的场合——武侯祠——一个承载了千百年来民众对诸葛亮及蜀汉君臣敬仰与哀思的文化符号空间，而显得尤为刺眼。这场风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去重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对“诸葛亮北伐”这一千古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公允的探讨。本文不揣冒昧，愿就此与辛教授商榷。

一、历史的语境：北伐是“不得不为”还是“穷兵黩武”？

辛教授以“无岁不征”概括诸葛亮的北伐，并断言其“误国误民”，此论的核心在于将北伐定性为一种主观上的、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军事行为。然而，此种判断是否脱离了蜀汉当时所处的严酷地缘政治与法统道义的语境？

首先，我们必须回到蜀汉立国的根基上。刘备集团的政治纲领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在汉献帝被废，曹魏篡汉自立的背景下，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立国，其天然的使命便是“讨贼”。若放弃北伐，满足于偏安一隅，无异于承认曹魏政权的合法性，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蜀汉自身的国本。届时，蜀汉将从一个以“复兴”为旗帜的流亡汉廷，沦为一个纯粹的地方割据势力，其内部凝聚力与政治向心力将荡然无存。因此，北伐是蜀汉维持其法统地位的“不得不为”。

其次，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坐守亦是死路一条。蜀汉、曹魏、东吴三家之中，蜀汉的国力最为孱弱。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蜀汉鼎盛时期的人口与兵力，亦远不及占据中原、拥有广袤经济腹地和庞大人口基数的曹魏。时间，是蜀汉最大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的国力只会愈发稳固，双方的实力差距将越拉越大。倘若诸葛亮选择“休养生息”，固守益州一隅，看似能让百姓免于战火，实则不过是“温水煮青蛙”，将最终的败亡时刻不断延后而已。曹魏一旦完成内部整合，或东吴出现战略变动，大军压境，届时蜀汉将毫无还手之力。

“以攻为守”，恰恰是诸葛亮在洞悉这一残酷现实后，为蜀汉寻找生机的唯一出路。北伐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军事冒险，而是多重战略目标的结合：

1、扰乱敌方节奏：持续的军事压力，可以有效牵制和消耗曹魏的国力，使其无法全力发展生产，更无法从容部署针对蜀汉的灭国之战。

2、争夺战略要地：诸葛亮数次北伐，其主要目标始终围绕着雍、凉二州，尤其是战略要地关中和陇右。若能夺取此地，不仅能获得宝贵的人力与物产，更能“跨有雍、凉”，建立起进可问鼎中原、退可屏障益州的稳固前沿。这是一种积极防御，旨在将战场推向敌境，御敌于国门之外。

3、实践政治理想：通过实际的军事行动，向天下宣告“汉贼不两立”的决心，维系国内人心，并争取中原地区仍心向汉室的力量。

因此，将北伐简单地标签化为“无岁不征”的穷兵黩武，是一种忽略了蜀汉政权生存逻辑与战略困境的“静态”史观。在那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时代，诸葛亮的北伐，恰恰是弱者为求生存与发展，所能做出的最富远见与勇气的战略抉择。

二、治国与用兵：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

辛教授“误国误民”的指责，暗示了北伐拖垮了蜀汉的国计民生。然而，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面向。我们必须认识到，诸葛亮不仅是军事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与经济管理者。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评价其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番评价出自一位曾为蜀汉旧臣、后入西晋为官的史家之手，其客观性与可信度极高。诸葛亮治蜀，注重法制建设，发展农业（如兴修水利、推广都江堰经验），扶持丝织业（蜀锦闻名天下），实现了对蜀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

正是凭借着这套清明而高效的内政体系，蜀汉才具备了支撑数次北伐的国力。诸葛亮并非不计成本地透支民力，而是“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谨慎地发动每一次军事行动。他的军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即使在撤退时也能做到井然有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战争对自身的损耗。诸葛亮去世以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发自民间的深切哀悼，岂是“误国误民”的酷吏所能享有的待遇？

诚然，连年战争无疑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需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北伐的负担，与坐以待毙、最终国破家亡、百姓任人宰割的灾难相比，孰轻孰重？没有诸葛亮前期呕心沥血的内政治理与积极防御的北伐国策，刘备在夷陵之战后风雨飘摇的基业，何以能延续四十二年之久？可以说，诸葛亮的功绩，不仅在于“定三分”，更在于他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政权，注入了足以延续数十年的生命力。其功劳，堪比于汉之萧何、明之刘伯温，皆为开国与奠基的核心重臣。

三、场合的失当与学术的边界

回到此次争论的起点——武侯祠。我们承认学术探讨应有充分的自由，但自由并非没有边界。任何思想的表达，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具体情境。武侯祠，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忠、义、智、勇”精神的象征性空间，是普罗大众寄托朴素情感与道德价值的“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

在此地宣讲“诸葛亮误国误民”，并赠送书有此语的礼品，其行为本身，就超越了纯粹的学术探讨范畴，构成了一种对公众情感与文化传统的冲击。这无异于在岳王庙前盛赞秦桧的“功绩”，或在文天祥祠大谈降元的“智慧”。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伤害的并非诸葛亮本人，而是千千万万将他视为精神楷模的后人。公众的愤慨，并非不能容忍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而是无法接受这种近乎冒犯的、缺乏对历史与文化敬畏感的表达方式。

此外，据称辛教授在学术交流中，有将不同意见者动辄“拉黑”的行为，并热衷于“饭圈化”的个人化学术推广。若属实，这便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历史，又该如何进行公共领域的学术讨论？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而非个人崇拜；是开放对话，而非党同伐异。将严肃的学术议题，简化为耸人听闻的标签，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博取关注，甚至将学术讨论异化为“信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文革”式批斗思维，这不仅背离了学术的初衷，更对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造成了损害。

结语

诸葛亮非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生活在特定历史局限性中的人。他未能力挽狂澜，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然而，以其一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支撑起一片生存空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缔造了“天下称贤”的清明吏治；以其不屈的北伐，实践了“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纵观其一生，功远大于过。

将一位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粗暴地扣上“无岁不征的恶魔”的帽子，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显得过于轻率。我们期待的学术讨论，应是建立在对史料的严谨考证、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物的同情理解之上的。而非仅仅拾取某些特定时代的批判牙慧，以一种决绝而偏激的姿态，去解构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评价，自有其公论。希望这场由讲座风波而起的讨论，能引导我们回归理性与审慎，更为全面、客观地理解诸葛亮，理解那个英雄辈出、又充满无奈的三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