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为王仲廉，下辖三支兵力，集团军总部设在豫西山区，地处黄河与地理屏障交错的地区。这里山高路险、后勤补给时常紧张，纵深防御需要高度协同。汤恩伯在这种环境中以强硬、果断著称，依靠严密的指挥体系和驻地实际控制力，压实对地方武装与民团的控制，以确保日军骚扰线之外的行动能维持相对稳定。他善于把握战场动势，强调“速决、猛打、稳控”，力求在有限资源下撬动最大的军事效应。

汤恩伯是蒋介石眼中的得力添砖，他的行事风格极端、目空一切，性情凶残、常以强硬手段处理对手与不同意见。他因与友军之间的不合和摩擦而被外界称作“摩擦将军”，又因一心反共、以此为旗号而自封为“反共将军”。他在上级中看似稳固的地位，实则以权力和钱财对下属进行压迫、收买，想升官发财者便拍马奉迎，触犯者往往被清除、降职甚至处决。部队纪律在他的统辖下逐渐松弛，军纪荒废，官兵对他既畏惧又心生怨恨，连副司令王仲廉也难以对他有半点违背。这样一个人，表面上是蒋介石的得力臂膀，内部却造成了广泛的不安与不信任。

这种军纪的崩塌直接导致豫西驻军暴行横行，奸淫掳掠、抢掠民产无所不有，民众深受其害。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纷纷向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控诉汤恩伯的暴行与失序。汤恩伯却置若罔闻，反而竭力将控告者定性为背后有背景、受人唆使的“别有用心之人”，以此为由对揭露者进行打压与报复。其部下汤若来说也在外宣称：“边区暗无天日”，以此为口号煽动舆论，扩大对民众与告发者的威慑。豫西的普通百姓因此陷入更深的恐惧之中，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

豫西一带的民风原本就刚烈坚韧，面对连绵不断的暴行，民间乃秘密组织起暗杀团，藏身山林与村落之间，只要汤部溜岗、执行任务者稍有疏忽就可能遭遇伏击。为了维持高压统治，汤恩伯命令对豫西地区百姓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杀戮并没有因战争而减少，反而因恐惧而加剧。第一战区指挥部、河南省政府以及地方绅士如冯玉祥、李鸣钟等人多次向蒋介石控诉，但蒋介石却以汤恩伯在反共方面有功为由，不但不惩处，反而在战事需要时提拔其晋升，任命他为鲁苏皖豫边区总部总司令，试图以此稳定战区态势，实则让他掌握更广阔的军政权力。

进入中原大战，汤恩伯在短短30天内就失去河南38座城镇，战场溃败的阴影迅速笼罩全省。河南的老百姓在这场大混乱中不仅没有获得解救，反而成为战事的被害者与追击对象。战后对汤恩伯的评价在民间持续发酵，一些史料与传记作者也对其与蒋介石之间的私人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华宸在《真实的四大家族》一书中对两位核心人物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精细描述，书中以四大家族及其亲信部下、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为线索，揭示了权力博弈中的私域互动。该书自面世后成为不少历史爱好者追捧的畅销读物，也引发对当时政治生态的更多反思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