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围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四项总体性原则，各民族既保留着自身较为完整、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中践行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1988年，费孝通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在将近40年的理论阐释和充分实践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特征，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语境。通常来说，少数民族文学从概念创生到发展演进，都鲜明地贯彻并体现统一的国家意志，落实到文学实践层面，则需在此前提下彰显个性和多元化。经过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和“先锋”实践，少数民族文学迎来文化“多元”的极大彰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无法弥合“多元”与“一体”，特别是在抗战叙事中，多民族参与既丰富了抗战叙事的地方路径和民族图景，也构成饶有意味的“中国故事”。

◇ 从“边疆”到“国界”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利，清政府从“天朝上国”变为“万国竞争”中的一员。王朝长期以来的“天下式”观念，在西方殖民入侵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威胁下，给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国家内部生根发芽提供了契机。这套崭新的国家观念，要求曾经暧昧的、管理松散的“边疆”，必须被纳入到疆界和主权明晰的民族国家内部。在此前提下，围绕“如何而言抗敌？如何而图充实国防？如何而启发边民富利边地，俾臻于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等问题，众多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到青藏、新疆、西北、西南的实地考察。

从20世纪初陆续开展的边疆调查，除了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两种相对固定的“边疆”观念。“政治的边疆”强调以清晰的地理界定国界，形成与领土主权绑定的“国防线”，在此范围内中华民族一体性早已形成，无需论证；而“文化的边疆”强调“我族”与“他族”在语言、风俗、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晓示各民族间仍需彼此理解，消除隔阂，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动态的、正在生成的。两种“边疆”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张力，一方面勾连起民族（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与蚕食下，又在现实中迫使各民族不断融合与交往，形成动态的“有机边疆”。这是我们讨论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抗战叙事的重要前提。

◇ “民写民”与“汉写民”

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首先奠定了少数民族作家抗战叙事当中“启蒙”与“救亡”相交织的主基调。满族作家李辉英的《某城纪事》（后由时任《北斗》主编的丁玲改名为《最后一课》），塑造了一位将“抗日救亡”的种子埋入学生心底的校长，在“日本兵占据全城，抢劫，奸淫，焚烧”，又将“日文课添上了”的情势之下，喊出“你们仅只受到短时的中国教育呀。你们到底爱护中国不？”，实则正是李辉英多年后忆及当年“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时激愤情绪的写照。

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相关创作时，往往赤诚且悲愤，胸怀满腔的政治热情，组成了贯穿南北、横跨东西的创作队伍，如李辉英在《最后一课》之后，又以“万宝山事件”为原型所写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再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舒群的《沙漠中的火花》《没有祖国的孩子》、马加的《登基前后》《北国风云录》《寒夜火种》、老舍的《火葬》《四世同堂》、金昌杰的《罢课》《逃亡》、陆地的《参加“八路”来了》、苗延秀的《小八路》、马子华《葫芦王地的火焰》、白平阶的《金坛子》《古树繁花》等。

从民族性的角度看，率先发声的少数民族作者，并不一定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游走于山川之间与侵略者作斗争的身影，反而多出现在汉族作家笔下。譬如碧野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中，草原女子飞红巾爱上了名叫哈的卢的草原歌手，但他却是混迹在抗日游击队中的汉奸，在感情纠缠与民族大义面前，飞红巾手刃情郎，领导抗击日军的斗争，“以双枪匹马的威风震撼乌兰察布盟的无边大草原”。这篇小说彰显了迥异汉地的辽阔草原以及驰骋马背的游牧英雄，又以革命浪漫的情怀演绎了一出抗日传奇，这也自然为彼时读者了解边疆，了解各民族联合抗日提供了生动案例。而汉族作家热情地将各民族形象纳为书写对象，与少数民族作者弱化民族形象、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实践特质，共同形成了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情感合力。

◇ 少数民族文学抗战叙事的开阔去处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题材仍是少数民族作家重要的书写来源。该题材在接续抗战叙事传统的前提下，也以历史为镜，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中融入新意。相较抗战时期突出昂扬斗志和必胜决心，新一轮的抗战题材书写在传递战争伤痛的同时，也呈现出更为细腻的情感表达或更为敏锐的辩证性思考。关沫南的《紫花与红叶》写假扮兄妹的游击队员肩负开辟新游击区的任务，女战士不幸被俘，两人相见却不能相认；邵长青的《八月》另辟蹊径，着笔于一名在关东军溃败之后，前来东北寻夫的日本女性。满目疮痍的战场和丈夫丧失人伦的恶行让她茫然和厌恶，继而小说以“回家”为主旨，揭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悲凉；李英敏的《夜走红泥岭》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气息，围绕心怀理想的大学生趁着茫茫夜色骑马驰向延安展开。小说基本由对话构成，五名学生在对话中呈现理想与现实，他们热烈讨论着自身的选择、抗战的走向，是一篇很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

围绕上述所举隅案例，在新时期的抗战叙事中，少数民族作家拓展了书写的向度，将写抗战与思考抗战相互结合。这其中，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将笔触深入到“人”的情感结构深处，进而作出郑重思考与呈现。这一方面，韩静慧的《额吉与罂粟花》是较为典型的小说。《额吉与罂粟花》叙写安然度日的额吉被带到日本军营烧饭，期间偶遇被日军军官玷污的割罂粟花女工产子。额吉救下这个可怜女孩诞下的婴儿，并相依为命，直到被发现后，平静而庄严地赴死，“月光给她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水银色。水银的颜色笼罩在她那粉缎子蒙古袍上边，使额吉的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高贵”。无论是养育婴儿，抑或坦然赴死，都能映照出草原文化给予各民族人民的坚韧与博大，这类写作也将少数民族抗战叙事引申向一种更为开阔的去处。

如今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反照相关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抗战叙事一方面丰盈了中华民族抗战书写肌理，与此同时也以多民族之特质，讲述“关于现在的历史”，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多元一体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钟山》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