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失眠严重，每天只睡一小时，不得已传位嘉庆，又揽权不放
嘉庆三年，作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失眠健忘症状越加严重。有外国使臣记载：“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
其实乾隆皇帝的身体状况早在乾隆四十五年就已经开始大不如前，那时他恰好七十岁。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将七十岁称为古稀之年也是有其道理的。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臂膀疼痛不止，曾因此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乾隆皇帝又因气滞腹部疼痛。他在升降台阶时也表现出步履维艰、颤颤巍巍的情形。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命皇六子永瑢代替他举行上辛、郊祀之礼。
乾隆四十九年，他又增加了失眠问题。在《清高宗御制诗集》中，有一篇叫《少寐》，其中写道：“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按照中国古代的纪时方法，子时是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寅时相当于凌晨的三点到五点。“寅初”差不多是凌晨三点，“寅正”差不多是凌晨四点左右。乾隆皇帝晚上熬到第二日三点才能睡着，可是睡下不多久，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又自动清醒过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不是他想要这样，而是不得已。人到老年，虽然说睡眠时间比较少，但是也不至于少到这个程度。足可见乾隆皇帝的失眠症状有多严重。更重要的是，他白天还要处理繁琐的政务。这样一来，身体得不到休息，长期处于疲倦状态下，又怎么可能会体魄健康呢？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乾隆皇帝不得不调整了处理政务的时间，将之大大缩短。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他在乾隆四十九年的九月下令优眷老臣，准许三品以上的官员年过七十者可以在日出之后再上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他又将这一规定扩展到全体在京官员身上。“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卯正差不多是早上七点左右。乾隆这么做其实多半还是为了他自己，大臣上朝，他也必须要上朝。大臣晚上朝，他也同样可以偷偷懒，多眯一会儿。
除此之外，对于奏折他也做了新的规定。当时各地官员每天上奏的奏折和公文像小山一样，乾隆皇帝本就精力不济，又缩短了办公时间，遇到这么多的文书头疼不已。他时常以奏事太过琐碎，徒滋烦扰为名对有关的官员严加斥责，命他们改正。不过尽管如此，这些政务还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有时不得不感叹：“雄心渐消泯，逸志在高闲。”
基于这些缘故，从乾隆四十多年开始，乾隆皇帝想要传位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至于说他不想超过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那都是后话。毕竟在乾隆四十多年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想到十多年之后的事，他都不一定能活到那个岁数。这应该是后来找补的，目的自然是突出自己的孝顺。
乾隆五十八年以后，乾隆皇帝开始着手准备传位的工作，将一些钱粮、军队等事务交代清楚，然后又准备因传位而办的恩科乡试、会试等。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即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以及各王公大臣到勤政殿，当着众人的面取出当年他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举办传位大典。嘉庆元年正月，众大臣、皇子、使臣齐集太和殿，皇太子由两名大学士引导至皇帝座前，然后乾隆皇帝将皇帝之宝亲自交给皇太子，乾隆正式荣升为太上皇。
不过乾隆此举又有些掩耳盗铃。他说是归政与新皇帝，但是却只是将一些繁琐的祭祀礼仪等交给了他，至于军国大事以及用人行政等大事仍然由他“躬亲指教”。他还为此专门解释了一番：“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称，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这一切都是为了新皇帝好，为了天下好。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前后行事其实非常矛盾，同时又很虚伪。将杂七杂八需要摆个样子的活都交给新皇帝，核心权力自己都握在手里。这样一来，他既不会失去对权力的掌控，同时又能省下不少精力和繁琐的政务，更重要的是还能博个好名声，开创古往今来少有的先例。这跟他“十全皇帝”的称呼基本上是一个出发点。
不过毕竟身体不饶人。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到了嘉庆三年以后，乾隆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连外国使臣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可见其病情的严重性。因为长期失眠，乾隆的免疫力非常低，很容易感染一些疾病。当年十一月，就在大臣们为他筹办九旬庆典之际，他却因筹办平定白莲教起义事务过于操劳而感染风寒。后来虽然痊愈了，但是却留下了头昏目眩的后遗症。他自己说：“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
到了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刚作完一首《望捷》诗，希望白莲教起义早日平定，病情便突然恶化，晕倒在地。嘉庆皇帝得知后急忙带御医前去抢救。可是效果甚微，临别前他握着嘉庆皇帝的手，“眷爱拳拳弗忍释”。次日清晨，八十九岁的乾隆皇帝带着各种遗憾离开了人世。
乾隆最后握着嘉庆的手，说是不忍心与儿子离别，实际上是不忍心与大清朝的江山告别。如果他早把权力放开，专注于修身养性，他的身体也不至于恶化这么快。后来的白莲教起义的确让他损耗了太多的心神。
乾隆的去世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波动，百姓、大臣都照常，众人都认为“此近百岁老人常事”，称之为“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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