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列传第十七》详细记载了唐朝开国时期两位举足轻重的军事统帅——李靖与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在他们之后，《旧唐书》第十八、十九卷又列出了九位仅次于他们的名将。而第十卷则将笔墨转向文官群体，重点介绍了王珪、戴胄和岑文本等人物。由此可见，《旧唐书》在记录功臣时，既注重武将的战功，也重视文臣的贡献，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记述格局。

然而在《新唐书》中，李靖与李勣的地位稍有下降，他们被归入列传第十八。而在他们之前，尉迟敬德、秦琼等人则被提前列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卷。通过对比两部史书的编排顺序，如果将隋朝的老将屈突通以及文官唐俭剔除，可以清楚看到开唐九大名将的排序存在差异。《旧唐书》中的排列顺序是：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侯君集、张亮、薛万彻、薛万钧。而《新唐书》则改为：尉迟敬德、张公谨、秦琼、段志玄、刘弘基、殷开山（亦作殷峤，史载他与玄奘并无亲缘）、程咬金、柴绍、丘行恭。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将薛万钧、薛万彻兄弟与侯君集、张亮合编在列传第十九，原因在于薛氏兄弟在“玄武门之变”中站在太子建成一边，因此他们的立场影响了史家的书写。而《旧唐书》则更重视个人战功，不刻意强调阵营的差异。薛氏兄弟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功绩，并不逊色于张公谨或丘行恭，这种差别反映了两部史书的立场差异。

在九大名将的排名中，张公谨的位置尤其耐人寻味。《旧唐书》中他列第五，而《新唐书》中则跃居第二。然而，纵观张公谨的经历，他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更像是一位文官。早年他曾任王世充麾下的洧州长史，后在武德元年投降唐朝，被任命为邹州别驾，逐渐升迁至右武候长史。直至得到李勣与尉迟敬德的推荐，他才进入更核心的幕府。

与后世小说《隋唐演义》中的形象不同，张公谨并非隋将罗艺的手下，更不是江湖武侠。他真正擅长的是文才，而非武艺。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文官若无一定的武力，很难自称儒生。张公谨能够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战功，与这种背景不无关系。史书记载，他与长孙无忌等人伏击于玄武门，太子建成与元吉被斩后，敌军随即反扑。张公谨奋力关闭城门，将大批敌人挡在门外，因此获封左武候将军，并被授予定远郡公，食邑一千户。

然而，即便如此，张公谨的封赏仍不及秦琼、程咬金等人。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中记载，李渊最初给予秦琼和程咬金的食邑多达三千户，几乎相当于亲王级别。但在李世民即位后，为了重新分配功臣封赏，不得不将他们的食邑削减至七百户。相比之下，尉迟敬德因在政变中舍命救护李世民，迅速从无爵位跃升为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并另获赐财物，待遇远超前辈功臣。

这就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何秦琼、程咬金这样战功显赫的开国名将，最终的封号和待遇反而不及尉迟敬德？其根源在于，尉迟敬德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勇猛与及时出手，直接改变了李世民的命运。而秦琼虽功勋卓著，却因多年征战导致身体衰弱，无法在关键时刻发挥同等作用，因此在分封中落于下风。

综上所述，新旧《唐书》在记录开国名将时，存在排序与评价的显著差异。它们不仅反映了史官的取舍标准，也折射出唐代政治格局的变动。张公谨从文臣到武将的转变，尉迟敬德因政变崛起，秦琼与程咬金功高却失势，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唐初历史的复杂画卷，也提醒后人：在历史评价中，战功、忠诚与政治立场，往往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