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确实是三国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标志曹操统一北方的奠基，赤壁之战则促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初成，夷陵之战则让蜀汉的强盛走向衰退，三分天下的局势因此开始失衡。刘备执意发动夷陵之战，而诸葛亮在知晓必有败势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出面力劝阻？如果把话放回历史的语境，真正理解诸葛亮的思路，就会发现事情并非简单的“盲目冲动”，而是带着深刻的权衡和分工的结果。也许读者还需要更多的线索来判断我的看法，若有兴趣可以再看我后文的阐述。

诸葛亮之所以显得“离不开却又不能随军出征”，并非巧合。他自从投靠刘备以后，主要承担的是内政和治理的任务。在荆州一带实际掌握的并非仅仅是名义上的权力，他负责的，是除了刘备和关羽所掌管的若干郡外的其他若干郡的日常运作与制度建设。等到夺取蜀地之后，诸葛亮担当的内政工作进一步扩展，后勤、财政、粮秣的调配与监督几乎成了他的日常核心。若他真的随军远行，蜀地的粮草运输、军需储备、以及成都的防务怎么确保？这不仅关系到前线的战斗力，更直接决定了整个战争能否维持到胜负分明的那一刻。全局的胜负不仅看谁有厉害的将领，更看谁能把内外部力量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攻守系统。因此，诸葛亮若离不开也不能离开，是他作为“内政调度者”和“全局协调者”的职责所决定的现实选择。

夷陵之战的成败，和袁绍的官渡、曹操的赤壁一样，属于一次注定要走向失败的战争。在正式开战之前，社会各界的声音并不统一，甚至连作为智囊的诸葛亮也并非全力支持刘备出征。很多人对这场战争并不看好，甚至有评价将其归为刘备“负气而往”的冲动行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常以情义与复仇的笔触来塑造刘备的决断，给人一种为报兄弟之冤而发动的印象。其实，我认为刘备之所以发起夷陵之战，并非出于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一种对大局的考量下做出的必然之举。若从宏观层面来审视，若不在关键时刻挽回对蜀地未来至关重要的地缘和民心，后续的局势将更难逆转。换言之，刘备的行动可理解为一种“走一致的棋路以确保全局”的选择。

读者若看过正史或演义，都会注意到诸葛亮在策略与计划上的严格风格。他习惯把每一步行动都推演到最细的层面，力求每一步都扣紧下一步的需要，逻辑清晰、路径明确。然而刘备个人情感的重量，始终是他人难以完全理解的现实因素。刘备与关羽之情谊、与张飞的拜盟之义，以及他对蜀地长久安全的忧虑，使他在决策时不得不把情感与大局结合起来权衡。总之，夷陵之战并非一个简单的冲动之举，而是在对内外形势、军事资源、民心与后勤保障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后，才被迫走上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当时并未出面强行劝阻他人，既不能放任，也不能强行扭转，因为战局的真正决定权已在更广阔的战略框架之中被锁定。

总体来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战术上的精兵利矛，往往并不足以决定成败，真正左右全局的是对“全局”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人心、资源、时机等要素的协调。诸葛亮的谨慎与刘备的情义并非互相对立，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对同一目标进行的互补性追求。夷陵之战的结果固然让蜀汉从盛转衰，但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这一决策也反映出“全局优先”的战略思路在三国鼎立的复杂棋局中所呈现的现实意义。若仅用单纯的胜负观去评价，便会忽略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如何试图通过权衡与取舍来保护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