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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瀚

毛泽东等人曾以“冯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怀

在以往的宣传和文章中，多强调其与中共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这都是出于统战需要说的场面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里到底是如何评价冯玉祥的呢？

中共领导人私底下对冯玉祥的直接评价并不多，但是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大都看不起冯玉祥，或者说对冯很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说，在林彪看来，冯玉祥是负面典型，可与“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相提并论。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释，他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当时刘少奇也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德怀，并将其说成“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冯玉祥之所以给毛泽东等人留下此种印象，原因有三：

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

对于前两个问题，坊间已有诸多讨论，此不赘述，本文拟细谈一下第三个问题。

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

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

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

蒋介石以重金极力拉拢冯玉祥，冯表示“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

正是以此为背景，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除共产党，冯慨然应允。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一开始较为温和。冯玉祥是在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既能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中共。

冯玉祥是怎么将共产党员送走的呢？据回忆说：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然而，随着之后中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对冯玉祥控制豫、甘、陕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冯玉祥所部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据统计，三省因参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数分别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杀者分别为450人、65人和200人。

至此，在中共看来，冯玉祥已经完全“背叛”，这次背叛尽管并没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双方也就再也没有了坦诚相待的信任，剩下的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系。

1933年察哈尔抗战，冯玉祥与中共再生嫌隙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1933年，冯玉祥成功联合北方特科发起察哈尔抗战，以图重新获得武装和地盘。

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

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政策得法。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

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冯自己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

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

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这些作法，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就这样，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

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让张家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如下令取消同盟军总政治部，禁止宣传队上街讲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派人监视平绥路工会领袖，改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不准登载有关红军苏维埃的言论。

冯的这些行动对秉承激进政策的中共党员来说无疑是在“出卖同盟军”，因此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在同盟军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冯下令不许士兵参加此运动，中共便组织士兵在军营内写抗议书。中共还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开展下层士兵运动，组织反长官斗争。如第四师某部士兵开大会，将长官捆绑起来；骑兵五、六师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长官李海青，“枪毙十余个法西斯蒂分子”；冯玉祥的卫队团则全体罢岗、罢操，以至交枪不干。士兵与长官的冲突走上极端尖锐的形势。张家口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张垣戒严，马路上设双岗。

终于，随着中共与冯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上蒋介石派兵紧逼以及同盟军内部龃龉不断，1933年7月底，内外交困的冯玉祥决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军。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协运动，遂在一方面仍布置军事行动，而实际上以极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同盟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也同意冯玉祥的做法。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同盟军一部由于执行了中共进攻北平的激进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此次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芥蒂。冯玉祥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责道：“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弟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使渠等（指中共）虽居异派之立场，而未能归吾所利用。吾等在张抗日与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为渠利用。故不能达于最后之抗日目标者，实多因此。”（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此后冯玉祥完全丧失了军事实力，中共也没有再与其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经形成，这种印象正是促成冯玉祥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口中负面典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