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旧书业溯源
“书肆”，我们今天称之为书店，古代又称为“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籍文献中最早提到“书肆”的记载。随着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使用，古代书刊的传播、流通更为广泛，并开始出现规模性的图书贸易活动，由此而带来了一个新的经营行业——古代书肆业。
北京历史上的图书贸易活动，最早出现的时间约在唐代后期至五代初年，辽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兴起。金代时北京的书肆发展速度更快，甚至开始大量刊刻民众所需的医书、类书和民间的说唱诸宫调等图书。元朝的大都城书肆业发展到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相对固定的图书市场——“文籍市”，并且出现了专营某类图书的窦氏“活济堂”、汪氏书铺等专业书肆。明代北京书肆业进入了发展的成熟期，已经形成行业内刊刻、批发、流通等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明显的特征，并成为全国四大聚书之地中最重要的一处。清代，是北京古代书肆业发展鼎盛时期，标志之一是琉璃厂书肆的集中发展。
清末民初北京书肆业分化成为古旧书业、新书业，标志着北京图书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当时北京城的琉璃厂、东安商场、隆福寺以及西单商场、前门打磨厂等地形成了古旧书店集中之所，最多时达数百家之众。
北京古旧书业，在其发展中呈现出几大特性：
第一，什么需求，催生什么书店
北京书肆业兴起于辽代，诱因主要是佛教寺院以及民间礼佛需要刊行佛经等。因此，当时的刊刻与佛教寺院结合紧密。而明代北京书肆与京城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消费需求密切结合，平常之日众多书肆开设于“大明门之右，及礼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
至清代，以书肆业为主体的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更是把书肆网点分布与城市居民结构及文化消费需求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清代实行“旗民分城而居”，大量汉族官员及每逢会试之年赶考举子多集中于宣南，书肆大规模集中于此带动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和繁荣，并且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典型代表。
民国以后，随着旗人家境的败落，居住于内城的显贵之家藏书开始外流，隆福寺书肆店铺，由此成为民国初年古旧书经营的重要区域。而东安市场的古旧书店由于接近外国人出入区域以及部分教会学校、医院，以经营外文旧书而擅长。相比之下，西单商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因比邻新兴学校和政府机构，常以经营小零本及旧教材等价格相对低廉的旧书为主。
第二，“以书会友”成传统
古旧书肆往往围绕着文人学士的学术文化需要开展经营，因此，自古就注重与文人学士的密切交往，“以书会友”。文人学者往往将古旧书店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称书肆店铺的店员为“书友”，交往中反过来又促进了古旧书店铺文化经营的品位。
清前期的著名学者孙承泽、王士祯、孙星衍、朱彝尊、李渔、纪昀等人都是古旧书肆的常客。而近代著名学者翁同龢、潘祖荫、李文田、王懿荣等常以书肆为聚会场所，看书赏画、吸烟品茶、闲聊杂谈，成为一种风气。
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寓居北京时也与古旧书肆结下不解之缘，从他的日记中统计，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先后购买3800多册（部）图书、碑帖，当时的来薰阁、通学斋、有正书局、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都留下了鲁迅的足迹。
原中国书店业务顾问郭纪森，民国时期经营开通书店时与一大批专家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顾颉刚主编《禹贡》半月刊，郭便给他找到许多地方志和地图，洪煨莲教授主编经史子集各种《引得》，郭纪森就给他送去有关古今书目不下数百种。
第三，久居古旧书业易成“行家”
自古以来，古旧书店铺就有为买主找书和为书找顾客的经营传统，书店伙计往往根据文人学者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兴趣，主动为其搜罗相关的文献资料；此外，还根据顾客的需要，开展古书装订修补、古旧书刊的集配等业务，为学者文人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务。
长期的经营实践和业务积累，常使古旧书店的掌柜及其店铺伙计成深谙古旧书刊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或是古书版本专家，或为古籍目录学内行；或有古书装订修补的高超技艺，或具碑帖书画的鉴定绝技。
譬如，通学斋掌柜孙殿起，十分注重对古书版本的收集和整理，每当收到一部古书，孙殿起便详尽地记录其版本的情况和流传过程，并按照版本目录学的基本要素加以整理。1934年，他撰著的十二卷《丛书目录拾遗》刊行。两年后，孙殿起撰写的二十卷《贩书偶记》问世。郑振铎在《西谛书话》中称赞孙殿起“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而上世纪经营琉璃厂松筠阁的刘殿文，世人送其雅号“杂志大王”。他以经营旧期刊而闻名京师，对各种期刊的版本流传了如指掌，著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
同时，从业者的“术业专攻”，反过来直接影响到古旧书店铺的经营内容和门店的经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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