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西峪坪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人面纹彩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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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昆仑石刻”真伪或相关问题，离不开对秦人、秦文化、秦国与“天汉”观念在西汉水上游的形成与传播的探讨。“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鲜明特征。笔者试从这一角度探析“昆仑石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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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

昆仑山是华夏民族圣山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宇宙中心，《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各类文献中多有记载，称其为“帝之下都”，常与“西方”“通天”“宇宙中柱”等概念相联系，体现了对天的崇拜。昆仑含义主要与圆形相关（象征天、女性及生育等）。太阳运行于天，也与昆仑建立紧密联系。昆仑文化源于观象授时，《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周髀算经》注释中提到，太阳日行的图像也就构成了昆仑的形状，其本作圆形，而最初的形制规划即是体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三天或三圆（冯时）。秦人远祖出于尧时执掌司日之职的羲部族，及以阳鸟为图腾的和部族。语言学研究显示“和”的原始发音与太阳圆形特征相关，《尚书·尧典》记载，尧命和仲“宅西，曰昧谷”，观测日落景象，负责校准秋分时刻。这是秦人首次迁至西汉水上游的“西垂”——其得名由“日西垂”而来，也是文献所见秦人及观天授时与西汉水上游较早的结缘。

和仲“宅西”为何选择西汉水上游？因为这里地处小陇山与西秦岭交汇之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交通便利，古汉水及漾水（西和河）、燕子河等支流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先后出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等。周代又有两次秦人西迁活动：一是嬴氏首领中潏西迁“在西戎，保西垂”；二是中潏之子蜚廉在嬴氏故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发动叛乱失败后，被周成王迁至西汉水上游的朱圉山。嬴氏两次迁居到西汉水，应与和仲部族在西汉水上游建立的“根据地”和强大影响力有关。

秦人以西汉水上游为中心，开启了长达三百年的艰苦创业历程。西汉水发源于甘肃天水秦州区南部西秦岭齐寿山（古名嶓冢山），曾是古汉水上游，西汉初年因地震、水系溯源侵蚀等原因，水流在陕西略阳中断，其上游发源于甘肃的部分，向南汇合白水江，成为嘉陵江。汉水为长江最长支流，现代水文认为其三源均位于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嶓冢山，流经沔县（今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

古人将银河称为“汉”，汉水因其夏季流向与银河一致而得名。周秦以后，汉、天汉、云汉等成了银河的代名词。显然，秦人在“天汉”观念的形成与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相同之处在于对太阳的崇拜，或者说对天的崇拜，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承载昆仑崇拜的材质变化。邓淑苹、王炜林等认为，华西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进入庙底沟文化之后，发展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类似巫术的“同类感通”思维，并通过精美陶器呈现。在史前文化中，鸟、虎、熊等动物往往承担着沟通天地、神人的职能。高庙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陶器图像中均有“金乌负日”，凌家滩玉器中也有“鸟负日”造型。2001年，甘肃西峪坪遗址出土一件大型的仰韶文化人面纹彩陶罐，庙底沟类型艺术风格浓郁，人面形象几乎占满整个罐体，写实中带有奔放的夸张手法，应为古汉水人普遍崇拜的最高神祇——太阳神。1982年，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权杖头”，上半部饰弧线勾叶纹，下半部以十字形四分区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

西汉水上游地区对昆仑（天）崇拜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材质也从陶器变为青铜器、金器等。礼县秦先公墓出土的蟠虺纹青铜车，五面饰蟠虺纹，四角嵌小鸟，盖面设熊形钮与人形钮，侧面附四只仰天虎形饰。这种思维也传播到陇蜀道南边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代太阳四鸟金箔饰，以居于四方的四鸟象征分至四神。这些都是太阳崇拜的体现。

玉石与昆仑

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第二地点三重圆坛遗址表明，当时的人们在授时活动中祭祀太阳，也可能在祭祀太阳时观象授时。先民认为高山距天较近，故以高山为祭坛进行庄严仪式，由此，朱圉山、四格子山、圆顶山、西山坪、大堡子山、云华山、横岭山等西汉水上游高山因祭坛性质而被神化为昆仑山，进而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祭祀。《尚书·禹贡》就记载，“禹敷水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时曾历“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

随着齐家文化在陇山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彩陶退场，玉器登场。马衔山、三危山等西部地区的优质玉料被陆续开发出来，齐家文化通过玉琮、玉璧、玉刀、玉环、玉瑗及多璜联璧等玉礼器，体现对昆仑（天）及其他神祇的崇拜与祭祀。

西汉水上游距离马衔山、武山、鸟鼠山并不是很远，出土玉璧、玉琮等齐家文化礼器数量较多，制作精美，个别玉器体量较大。其中，1973年西和县横岭山出土一件玉琮，与常见的四棱角玉琮不同，它是三棱角的。《尔雅·释天》载：“三成为昆仑丘。”这体现了昆仑三天的古老思想。“三棱角玉琮”之“三棱”与宁家庄“彩陶权杖头”中的变体鸟纹一样，都是祭祀昆仑（天）神器的重要文化符号。

齐家文化不仅制作用于祭昆仑（天）的玉礼器，还向石峁、陶寺等黄河中游用玉区输出玉料，因此，对优质玉料产地的掌控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在开发、利用玉料过程中发现了岷山、马衔山、三危山、马鬃山等矿源，并且神化为“帝之下都”昆仑山，让主神西王母主管玉山、生死。

叶舒宪在《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中强调，确认先秦昆仑观唯一可求证的现实性指标只有“物证”：是否出产优质玉石。他指出：“十一年来的玉路考察，被四重证据法所筛选出来的原始昆仑，形成一种五千年来的多米诺式生成脉络——越是年代早的，便越靠近中原：天水武山县鸳鸯山（产玄玉，即墨绿色蛇纹石玉矿），临洮马衔山（产透闪石玉）和祁连山弱水玉矿与敦煌玉矿，肃北马鬃山玉矿。”由于黄河是齐家文化西玉东输的重要通道，“河出昆仑”的神话也产生了。即便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和葱岭（帕米尔）定为昆仑山后，历代学者仍执着地构想出黄河“重源说”，即昆仑山诸水汇入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后继续潜流地下数百公里，在积石山重新出露。直到康熙年间已经确定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纪昀等人在《河源记略》中仍坚持“河出昆仑”观点。

秦始皇深受“天汉”思想影响，但并不妨碍其对“河出昆仑”的笃信。他认为顺着黄河及其支流找到黄河源头，即可找到产“不死之药”的昆仑山。秦人最熟悉的黄河支流是洮河。《搜神记》《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十二个身长五丈、身着夷狄服装的巨人现身临洮（今岷县），表明洮河是秦人与西部民族往来的重要通道。所以，秦始皇派使者沿洮河或其他黄河支流逆流而上，寻访昆仑、采不死之药，完全有可能。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