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观点，似乎已成为一种无需讨论的共识。而事实上，明初出版业的境况与人们熟知的晚明鼎盛兴旺的场面不同，是沉寂而萧索的。并且，这一趋势持续了近七十年。那么，明初出版业出现了何种衰退的现象？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

明初出版业衰退的表现

1.1 书籍生产数量大幅减少

本文中所指明初，包含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即1368-1435年。日本学者井上进根据《中国善本书目》所列中国大陆图书馆1522年前印本的数量，绘制了从南宋至明中期（1131—1521年）现存印本的出版时间表（见表1），展现在这四个世纪里不同时期印本生产水平的大致情况。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网罗中国本土现存善本最多的目录，数量概括了南宋至明代中期各个时期的出版物。由表1也可看到，宋元两朝出版数量大致相当，而明初出现明显下滑，明中期则恢复至宋、元时期的一般水平，此后增长迅速。因此，明初以后出版量下降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笔者对《明代版刻综录》一书中记载的七千余本书进行统计，其中记载了刊刻年代的共7637种，现绘制图表（表2、图2）如下：

在《明代版刻综录》一书中关于明代出版详尽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井上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明初统治的大约七十余年中，每十年时间段生产的图书数量不仅远低于明代中后期，更是不及元、宋的水平。井上进便认为“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和元代相比，明初百年的的确确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衰退期了”。可见，明初书籍出版量下降的事实是无可争议的。

1.2 出版物内容的单调

在明初七十年的时间里，不仅在出版的总量上呈现衰落的趋势，整体上也呈现明显的单调性趋势。明初刊印书籍的范围十分狭窄，仅仅包括儒家典籍及其注疏的经典名著，加上一些这类经典的普及性质的节本、字典和韵书。史部书主要包括朝廷为了教化臣民而编撰出版的宫中版书、坊刻的简略版通史。因此，明初的图书流通市场上，就屡屡出现文学作品集、历史著作等类型书籍短缺的事例。历史著作也同样面临一书难求的情况。

1.3 图书出版发展不平衡

概观明初刻本，可见其发展不平衡。其中，包括地域分布不均与官刻、私刻比重失衡。明初由于帝王的政治掌控力强势，官方出版也呈现强势的状态。杨士奇也在《东里文集》中说欧、苏、曾、王四家全集“书坊皆无刻板，独北京有荆工临川集板，在国子监旧崇文阁”。可见，明初的出版业主要分布于国子监所在的北京、南京等地，私刻也远不如官刻发达，与明代中后期私刻、坊刻的繁盛局面大相径庭。

明初出版业衰退现象的成因

2.1 明初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与经学思想的影响

明代建国以来，为巩固封建政权统治，明太祖朱元璋除了在政治上施行严刑峻法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治统治。

明初在学术上承袭元代，尊崇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修《五经四书大全》（以下简称《大全》），这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五经四书大全编纂最大的目的，是树立道统以明正统，统一思想，最终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文化格局下，士人读经对前人注疏涉猎的范围十分狭窄，缺乏个人的新颖发挥，无法独立思考。

封建统治者借助于政权的力量，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否则便会被斥为“异端”而遭到严酷制裁，造成了思想僵化，学术呈现单一的色调。在明初官方统一的思想强化之下，无论是士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允许有自由的思想空间，加之学风的守旧与僵化，出版业尤其是民间出版业的发展十分受限。

2.2 明初严苛的法律及统治者对士人的打击

明太祖十分重视法制，自开国开始就对江南士人表现得异常严厉。明建立以后又加强了对士人的控制。为矫元末贪污放纵之习，明太祖以酷刑整顿吏治，行严法扭转士风，并屡创文字狱，立廷杖及专杀之威，“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当时的士人很少能得善终，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明初的士人，就已由此敏感到其生存的极端严峻性。当时用法之严，以至于明初士人多有不愿为官者，出现了大量的隐士，这在历朝也是十分罕见的。

在古代出版业官刻、私刻、家刻三大系统中，士人群体是私刻、家刻的主力军。据统计，浙江859家私刻中，具有进士身份的有528家，占61%；湖广205个私刻中，具有进士身份的占80%；河南也有80%。明初士人生存环境的恶劣，思想上的不自由，使得士人们有一种消极避世的心态，不仅创作欲望大大降低，也更少地进行刻书活动。

2.3 明初的文化专制与文学发展停滞

明初出版穷匮与当时的文学发展停滞紧密相联，此时，正统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垄断了文坛，非正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则受到严厉的打击和压制，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

明初文坛长达百余年的沉寂，造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次重大停滞。文学发展的困境，直接或间接地对出版业产生影响，明初士人或受制于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或死于非命，或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情感。明初政治使文坛陷入沉寂，打击最大的当属出版业，士人往往是出版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提供创作的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再由书商刻印出版、发行售卖。文学创作的低迷，使出版业失去了重要的内容来源，出版的作品规模锐减。

2.4 明初经济政策加剧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衰退

本文所指江南地区的范围，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自宋以来，文化经济的重心就已经向南偏移，元代中后期的江南，成为规模颇大的出版产业中心。明太祖统一全国后，对昔日顽敌张士诚的军事根据地江南地区实行了严厉的打击。此后，江南地区陷入漫长的历史衰竭期，直到弘治、正德以后才恢复旧日的繁华。

建国后，明太祖对江南地区实行“重赋”政策，并不遗余力地打击江南地主。当时江南地区夏税秋粮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这是十分惊人的。江南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重赋如此，无疑会危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明政府还利用其它手法，打击江南地主，从永乐时直至宣德时期，持续不辍。

由于元代江南士人入仕道路狭窄，文人生计更多地与地方经济力量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形成商绅一体的农商社会特征。因此，明朝统治者对江南经济的破坏，对地主的打击，也使江南士人失去文化创作活动的经济支持，以至于在明朝前七十年的时间江南地区的出版事业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与元代以及明代中后期的出版状况相比，是的的确确地衰退了。

余论

出版业在社会政治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在研究明初出版业时，也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本文将目光投向出版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权力等之间的互动，并在此视域下，探讨精英文化遭受破坏，政治与文学的互动，某些具体历史事件、政治制度，甚至某一重要人物的升沉兴替对出版产业的影响等命题。

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明初帝王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强势的统治，图书出版自然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为了巩固皇权，统治者实行严苛的政治政策，不遗余力打压士人，抑制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于是，在官方的强力运作下，民间出版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官方出版业由于其流通性有限，明初整体的出版业呈现黯淡、单调的色彩。这种由官方所主导的出版格局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帝王政治掌控力的松动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出现了转变。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了冲击，工商皆本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出版业再次焕发了生机，打破了明初以政治性书籍为主导的格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书坊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取代了官刻成为主导力量。

作者 石慧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19级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

载《现代出版》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