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仓本尚德

来源：《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1辑）页码：第259-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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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与玄奘——从西明寺僧职的选任谈起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仓本尚德

摘 要：初唐长安的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都是由皇家发愿建立的重要寺院，并从全国各地招集高僧入住。这些皇家寺院的上座可以说是当时 僧界的一时之选。显庆三年(658)高宗、武后供养的大寺院西明寺落成，其上座由原弘福寺上座智首弟子道宣担任。有学者依据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对玄奘的高度评价，认为道宣与玄奘的关系极好，因此玄奘推荐道宣为西明寺上座。本文重新检讨显庆元年(656)末建立智首碑的背景、玄奘回国前弘福寺的情况、西明寺僧职的人选，发现道宣其实并不赞同玄奘门下的教学，反而极力赞扬、支持严厉批评玄奘新译经论的弘福寺灵润。原来的弘福寺门风强调禅定、戒律等佛教实践，玄奘回国后首先在弘福寺译经，原来的禅院被改为翻经院，并从全国各地征集义学高僧至弘福寺。玄奘至弘福寺的种种举措很可能改变了弘福寺的风气。显庆二年(657)左右，玄奘与高宗、武后之间产生矛盾，重视禅定、戒律等佛教实践的僧人(智首弟子道宣、弘福寺灵润等僧人)又重新取得国家寺院的领导权。道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为西明寺上座的。

关键词：道宣；玄奘；西明寺；僧职

一、前言[1]

初唐长安的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都是由皇家建立的重要寺院，该时期基本上没有设置沙门统等僧官，因此这些皇家寺院的上座皆可说是当时僧界的代表人物。[2]玄奘是规划西明寺的检校僧，也是先皇师，该寺上座理当由玄奘担任。然而西明寺落成后，玄奘却不在寺院干任的人选中，更令人疑惑的是，上座由已经隐居山林多年的道宣就任。目前研究道宣生平最详细的学者藤善真澄依据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对玄奘的高度评价，认为二人关系良好，[3]并推测可能是玄奘推荐道宣为西明寺上座。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二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微妙关系。[4]正如评介藤善教授著作的陈怀宇说道：“道宣与玄奘的关系十分值得讨论。”[5]

若要谈论道宣与玄奘的关系，恐怕必须回头考察玄奘回国前的长安佛教，尤其是太宗供奉的敕愿寺院——弘福寺。值得注意的是，道宣的律学师父智首律师的纪念碑——《大唐弘福寺上座故首律师高德颂碑》[6](以下简称《智首碑》)——并非在智首圆寂后即刻建立，而在20年后的显庆元年十二月刻立，恰好是西明寺开始动工4个月后。从其建立的时间与内容，不但可以了解当时弘福寺的景况，也可窥见道宣与玄奘的微妙关系。

二、学术史回顾

玄奘与道宣都是初唐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相关研究颇多，而且已经有几篇学术史回顾论文。[7]在这里主要就玄奘与高宗、武后的关系，道宣生平及道宣对玄奘的看法这两个主题，集中回顾过去研究。

关于前者，宋道发首先阐明高宗对玄奘本人的控制远甚于对译经的支持，关于显庆二年随皇驾赴洛阳之行，指出“玄奘虽名为在宫中译经，实同软禁”[8]。刘淑芬则更详细地讨论玄奘从永徽六年(655)吕才事件发生以后的困境，并指出他因被归入曾臣事太宗的旧臣系，而导致高宗对玄奘的不信任。吴智勇则反对她的看法，说道：“玄奘与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之争中的新旧两系大臣，都有接触，这在尊佛十分普遍的唐代是难以避免的，但慎于政治言行的玄奘，很难说跟他们有过深入的交往。”[9]他找到别的原因，说道：“与朝臣不同的是，玄奘与武后有较密切的联系。他在中宗诞生时所上的《赤雀表》，因其隐伏敏感的典故而含藏了深刻的政治意蕴，至少有挑动皇子夺嫡之嫌，这是高宗十分警惕的，故而可能在唐代被查禁。我们有理由相信，玄奘上此表，非率意而为，这反映了他欲成就人间弥勒净土的宗教信念，却也可能因此卷入高宗与武后的政争，受到高宗的冷遇与防范。”[10]关于显庆元年玄奘主动请求监译等事情，杨志飞也反对刘淑芬认为玄奘监译并非出自其本意和请求的看法。[11]

笔者同意玄奘没有被归入旧臣系的看法，但不同意玄奘卷入高宗与武后政争的观点(在下节讨论)。

关于道宣生平以及他与玄奘的关系，藤善真澄的大作《道宣伝の研究》最全面探讨了道宣的整个生平。最近池丽梅也发表道宣传记研究论文[12]。二者都认为道宣与玄奘的关系很好。王亚荣虽然没有参考藤善的著作，但同样认为玄奘支持道宣担任上座。[13]

然而历来也有学者指出二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微妙关系。最早《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的内容充满着侮辱玄奘的语词，熊十力认为这是旧学派对新学派的攻击。[14]关于翻译问题，朱东润早已指出道宣批评玄奘的直译、广译[15]；最近船山彻阐明，关于梵语sattva/satva的意译，道宣没有采用玄奘的新译“有情”，而一直使用旧译“众生”，从此得知，道宣虽然参与过玄奘译场，但对新经论的内容，有可能保持谨慎的态度。[16]而且很多学者证明道宣的戒体论不是根据玄奘翻译的新经论，而是根据属于旧译的真谛《摄大乘论》。[17]

还有学者强调道宣重视南方传统，尤其强调戒坛与舍利在南方的传承。[18]也有学者阐明道宣与天台宗以及贤首大师法藏等其他宗旨僧人的密切关系。[19]上述翻译论、戒体论、道宣与其他宗旨僧人的密切关系等都显示道宣并没有完全支持玄奘的翻译事业与教学，应该更仔细探讨二人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下文首先回顾高宗时期的玄奘处境，其次拟厘清长期被忽略的关键人物灵润法师与道宣的密切关系，最后讨论道宣与玄奘的关系。

三、西明寺的建造与玄奘的处境

西明寺是唐高宗、武后为新皇太子李弘病愈祈福所修建的皇家敕愿寺院。很多学者阐明西明寺的重要性，[20]然而除了藤善真澄，没有人仔细分析西明寺初建时寺院僧官人选问题。永徽六年十月王皇后被废，武氏升为皇后。3个月过后，显庆元年正月，李忠被废黜皇太子之位，改立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为皇太子。想当然尔，西明寺当系由武后主导发愿建造。西明寺于显庆元年八月动工，显庆三年六月落成，规模宏大，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述：

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日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21]

当时，西明寺是长安第一寺院，其庄严华丽的程度甚至超过梁朝同泰寺、北魏永宁寺。高宗原想利用延康坊濮王故宅修建佛寺、道观各一，于是下敕玄奘检视其地。玄奘汇奏土地狭窄，不容两所。于是延康坊所有土地都用于营建佛寺西明寺，道观改建于普宁坊。[22]

西明寺落成后，该寺的最高职位上座理应由玄奘担任，实际上却是由在终南山隐居长达12年的道宣担任。藤善真澄认为是玄奘举荐道宣的。[23]该观点或有商榷之处。刘淑芬曾详细阐述永徽六年之后的玄奘处于困境中。吴智勇反对她的一些看法。如下略述当时的政治背景与玄奘处境。[24]

永徽年间(650—655)，正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杜正伦等太宗旧臣，与高宗、武后争权的时期。永徽六年是高宗朝政局的“分水岭”。[25]该年十月，原王皇后被废，改立武氏为皇后。显庆元年正月，高宗、武后的嫡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

永徽六年五月发生“吕才事件”。尚药奉御吕才撰写《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一文，批判玄奘弟子们的著疏内容互相矛盾，慧立致书于志宁进行反驳。[26]此论争闹到朝廷，十月高宗敕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结果“吕公词屈，谢而退焉”。玄奘虽然获得胜利，但该事件对从前一帆风顺的译经事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当年，玄奘没有译出任何经论。[27]

显庆元年是玄奘与高宗、武后关系最密切的一年。正月，高宗于慈恩寺为皇太子设五千僧斋，黄门侍郎李义府来谒问玄奘。为了得到高宗、武后的支持，玄奘趁此机会，请求由6位大臣监督译经事业，又请高宗御制《慈恩寺碑》。四月该碑完成，高宗御幸安福门，士女等百余万人皆来观看玄奘迎接高宗御撰御笔的《慈恩寺碑》文。五月，玄奘旧病复发，高宗派遣御医悉心治疗。病愈后，迎法师入宫，安置于凝阴殿院西阁供养，让他于此翻译。同年八月，高宗、武后为他们的孩子李弘病愈祈福，策划建立西明寺，命玄奘视察工地。此时玄奘似乎很顺利地得到他们的支持与信任。同年十月武后难月，归依三宝，请玄奘保佑。玄奘趁此机会大胆地提出交换条件，就是如果男子出生，要求让他出家，这得到皇帝、皇后同意。十一月五日武后顺利生男子。当天显庆殿庭帷内忽然出现一只赤雀，玄奘上表祝贺，高宗没违背许诺，加新生儿名号为“佛光王”。生满3天，玄奘为他授三归依，穿上袈裟。十二月五日，为他剃度。吴智勇说，玄奘上表祝贺赤雀出现，异乎寻常，这种祥瑞很可能成为将来皇子夺嫡的凭借。正如吴先生所说，《赤雀表》的确触犯皇家禁忌，但“因此事与武后建立某种更加深入的信任关系”[28]的观点值得商榷。玄奘为了迎合武后之意，才上表祝贺，应该没错，但是从此以后玄奘陷入的困境，刘淑芬已经详细叙述，史籍中没有武后帮助玄奘译经事业的记载。武后即位后，也没有表扬玄奘，反而有把玄奘设计的印度式大雁塔改造为中国式等不尊敬玄奘的行为。[29]玄奘的名誉等到中宗时期才恢复，这是刘淑芬阐明的事实。[30]吴先生忽略武后除了玄奘门下高弟，还重视禅宗的神秀、净土宗善导等高僧。武后有可能不想让佛教权威集中在某一个僧人的手中，尤其玄奘这样的伟大高僧，而想要集中在自己身上。笔者认为玄奘在佛光王出生时提出的要求有点过分，武后与高宗一样，对玄奘提高警惕。

显庆二年二月，高宗、武后前往洛阳，命玄奘随行。此次随行，高宗与玄奘之间产生更多矛盾。同月高宗下诏僧道等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此事很可能与佛光王出家有关联，就是消灭将来佛光王成长后受父母礼拜的可能性。

在洛阳，玄奘实际上是被软禁于远离皇帝的积翠宫，翻译事业自然也毫无进展。同年五月，高宗敕命玄奘优先翻译尚无汉译的经论，虽然玄奘奉诏后立即向高宗交代重新翻译的重要性，并得到继续翻译《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的许可，但他的译经事业已受到严重的打击。[31]九月，玄奘请求至远离都城的嵩山少林寺译经，高宗断然拒绝。十一月，玄奘又因罹患重病，擅自出宫至寺院寻医。为此，玄奘甚至必须表示深刻的反省并向高宗谢罪。显庆三年六月，西明寺落成，道宣被选为上座。同年七月，玄奘被迎进西明寺，却未被委派任何职位，仅得到一间上房及新度沙弥10人。协助译经的亲近弟子大多被留在慈恩寺，翻译事业持续停滞，玄奘只能在慈恩寺短暂滞留的时间中执行。此时，上座道宣也没有参与他的翻译事业。显庆四年(659)十月，玄奘请求转往玉华寺。显然，显庆二年以后，玄奘备受冷落，道宣被选为西明寺上座一事，不可能是玄奘的推荐，应该是得到其他僧团的支持。道宣的律学师父是智首律师，以下考察《智首碑》的创建背景，可以见到高宗、武后与智首门人逐渐靠拢。

四、《智首碑》与《续高僧传·智首传》

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时，经常参考僧人的碑铭，如昙询和僧邕传。[32]不过，《续高僧传》初稿完成于贞观十九年(645)，[33]《智首碑》刻立的时间是显庆元年十二月八日，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智首传》初稿时，《大唐故首律师高德颂碑》尚未刻立，从时间以及碑文的内容推测，可能反倒是《智首碑》参考了《续高僧传》。不过，现存的《续高僧传》却提到此碑，想必道宣在二稿、三稿中才增补了相关内容。

智首，俗姓皇甫氏，出生于北齐时代的漳滨(邺都附近)，曾师事云门寺上座智旻禅师(僧稠之高足)。历时3年遍访郑、卫学习戒律，22岁时受具足戒。之后，师事慧光再传弟子道洪律师(静洪)。初露头角时，宝山灵泉寺名僧灵裕法师曾率弟子来听其讲座，再增声誉。仁寿三年(603)隋文帝召智旻入京时，智首随从入京。大业年初，移住大禅定道场。[34]大业十一年(615)，授道宣具足戒。唐初武德四年(621)开始，受弘法寺静琳法师所请，开讲律典20回。听讲者众多，以静琳、玄琬、道宣、道世等僧人为代表。[35]贞观初，参加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波颇、Prabhākaramitra)的译经，贞观八年(634)就任初落成的弘福寺上座，翌年四月二十二日迁化。[36]

图1 《大唐故(智)首律师高德颂碑》[37]

1982年《智首碑》在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唐修德坊西北隅，弘福寺遗址内)出土，2000年收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碑高223.5厘米、宽107厘米、深28.5厘米。碑首为高浮雕的蟠螭，碑文以楷书书写，文字有33行，每行73字。碑额篆书刻写“大唐故首律师高德颂”，碑身首行刻写“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参与建碑者有“礼部尚书皇太子宾客[38]高阳公许敬宗文”(撰文)、“右屯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屯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卫率上柱国郜国公郭广敬书”(书写正文)、“太子中允裴宣机篆书”(书写篆字碑额)。启人疑窦的是，智首贞观九年(635)四月二十二日圆寂，20多年后的显庆元年十二月八日(657年1月2日)智首碑才被刻立于弘福寺门前。智首是唐代首位享受国葬待遇的高僧，但为何在其没后20多年才建碑呢？

《智首碑》的“大檀越”是“镇军大将军、上柱国、虢国公张士贵”。此人在《旧唐书》卷八三、《新唐书》卷九二中均有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显庆○五六)也有留存。张士贵，虢州卢氏(现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善骑射，以武勇闻名。隋末曾为贼，掠夺城邑，后为唐高祖所招，遂投奔高祖，拜右光禄大夫。此后直至太宗时期，屡建功勋，贞观末期拜金紫光禄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死后陪葬昭陵，乃唐初大功臣之一。太宗驾崩时，他在扬州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永徽二年(651)高宗召他入长安，拜左领军大将军。四年(653)，屡次因眼睛疾患请求辞职上表，高宗允许，“因许优闲，尤加缛礼，授镇军大将军，封如故，禄赐防合等，一同京官职事”。永徽六年又罹患风疾，他担任建立《智首碑》的大檀越，有可能为了祈求其病愈。显庆二年他冒病随从皇驾至洛阳，名医旬月累至，同年六月三日在河南县显义里第去世，高宗深感悲痛。墓志记述：“帝造深于寿器，鼓鞞之恨无追；朋情结于生蒭，李桃之悲何已？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峡、岳、朗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赙绢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给鼓吹往还。仍令京官四品、五品内一人，摄鸿胪卿监护。易名考行，谥曰襄公。”从墓志文得知，张士贵是受到高宗十分尊重的武人。

碑文撰写者许敬宗(592—672)，《旧唐书》卷八二、《新唐书》中均有传，活跃于太宗、高宗期，尤其在武氏立后一事上功劳甚大，是武后的得力助手，数次帮助武后除去政敌。文笔流畅，曾参加贞观十九年弘福寺玄奘的译经，跟道宣、灵润(对西明寺僧职人选有影响力者，见后述)在同一译场，与道宣、灵润等人皆应有认识。

大檀越张士贵与撰碑文者许敬宗都与皇家有密切关系，高宗、武后应该会知晓他们参与立智首碑的事业。

《续高僧传·智首传》与《智首碑》二者的内容，虽然并无整段相同的文字，但语句间有许多类似之处，文章的整体结构顺序也相似(请参见文末附录对照表)。当然也有可能二者都参考了现已逸失的行状类文献。但是道宣是智首的嫡传弟子，传记的内容颇多与戒律有关的专业用语，笔者认为《续高僧传》的《智首传》，道宣原创的可能性极高。许敬宗撰写《智首碑》文，很可能参考了《续高僧传》的初稿。不过，《智首碑》文中，除了分量较多的典故，仍有少量未见于《续高僧传》的内容，许敬宗可能还参考了其他的材料，比方说行状类文献。

《智首传》的最后，记有“慕义门学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门，许敬宗为文”。[39]虽然大檀越是张士贵，但真正的发愿者，应是“慕义门学”，换言之，即是智首门下众弟子(应该包括道宣)。“高碑”即指《智首碑》，出土地在旧弘福寺地境内，此记载可确定属实。《续高僧传》初稿完成时，《智首碑》尚未刻立，现存《续高僧传》有关《智首碑》的内容，必定是道宣在显庆元年十二月以后增补的。西明寺开始动工4个月后刻立的《智首碑》，对于道宣而言，除了进一步将《续高僧传》补全，或许还有其他的特殊意义，因此有补录的必要，或许代表着自身师承再次受到重视。《智首碑》的建立，通过檀越张士贵与撰文者许敬宗等高贵人物的中介作用，想必让智首门下僧人的信息传到高宗、武后。

立碑的前一年永徽六年，吕才事件发生，对玄奘翻译事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玄奘只好放缓翻译速度。该事件发生以后，玄奘更意识到获得皇帝支持的重要性，然后上表请求建立《慈恩寺碑》。《智首碑》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智首门下有可能认为有可乘之机，而且因建立《慈恩寺碑》事业受启发，亦得到了高贵的资助人，才决定建立纪念智首的碑。接下来为了进一步了解弘福寺的门风与“慕义门学”的成员，再回头考察玄奘回国前的长安佛教，尤其是太宗供奉的敕愿寺院——弘福寺。

五、玄奘回国之前的弘福寺

贞观八年(634)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窦氏追福，建立弘福寺。该寺位于长安贞安坊(长安城最北边，靠近宫城，后改为修德坊)之西北隅，寺西北有太宗所说“甚虚静”的禅院。[40]智首原先被诏请为寺主，不久升为上座，[41]担任征选弘福寺僧人的工作：

至于八年，上以圣善早丧，远感难陈，虽化满天下，而罔极之情未展，奉为太穆皇后于宫城之西造弘福寺，广延德望，咸萃其中。恐侥幸时誉，妄登位席，以首道素严正，不滥邀延，百辟上闻，召为弘福上座，即总纲任，采擢僧伦。其有预在征迎，莫不咨而趣舍，使夫众侣云会，等臭如兰，不肃成规，流芳不绝。[42]

弘福寺是太宗供奉的寺院，唯恐名实不符者成为弘福寺僧，窃取名声。智首素来严正，不会浮滥延请僧人，因此公卿百官上奏，请智首担任弘福寺上座，统领寺院僧官，选拔僧人。各方希望征引的人选，都必须事先咨询智首的意见。诸多僧侣聚集在弘福寺，相处和睦，不用整肃便自然循规蹈矩，芳名远播。

经过智首认可，住锡于弘福寺的主要僧人，大多是禅僧、律僧，很少有纯粹的义学僧人[43](参见表1《玄奘归国之前弘福寺的主要僧人》)。除了智首，尚有3位僧人——慧斌、智晔、道懿——于玄奘回国前担任弘福寺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以下逐一考察3人的生平以及其他值得注意的僧人。

慧斌，俗姓和，兖州人。博览经艺，19岁为州助教，23岁才出家，经常听闻经典律法，但他内心向往着禅修。当他见到喧闹的讲席，顿时感到这只是在争取声望与势力，于是进入五台山修禅。8年过后，慧斌往赴泰山灵岩诸寺修习行道。34岁才取得官方的僧籍，居住在泰州梁父甑山存道寺，学习律学。仁寿三年(603)被征召入禅定寺。他当时法腊最轻，专心在功业上，从不评论他人，因此获得声誉。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戒律，每年夏安居时，为了避免伤害虫蚁，都会先行打扫。贞观八年，被征召为弘福寺寺主。贞观十九年(645)十月六日去世。道宣详细记述了他的德行：

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务，多以行道咒业为心，或诵释迦、观音，或行文殊悔法，岁中八十一日六时行业，前后通数八十道场，身心悦怿。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于教诫门学，惟论烦恼须断，每有出罪露过，无不为之流涕。喜怒不形，诵持无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属。道俗归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以下内外懿亲，及梁、宋诸公，皆承戒素。[44]

慧斌平常的功课，以行道诵咒为主，有时念诵释迦、观音。他还特别重视修行文殊菩萨悔过法，这是连续81日的六时行业，总共修持了80回。[45]慧斌教诫门生时，只说烦恼必须断灭，不分道人、俗人，如魏王李泰、梁公房玄龄、宋公萧瑀等人，都归依他，并从他受戒。

智晔，江州人，出家住庐山西林寺，隋朝征入日严寺，唐朝召居弘福寺，贞观十九年70余岁时担任上座，[46]80岁去世。他善于转读、书法，乐爱《法华经》，自己每天写五纸。以得到的供养金雇人抄写佛经，总共抄写2000余部。[47]

道懿(或名道意)，《续高僧传》无传，与慧命、慧思二师的弟子慧耀禅师在江陵导因寺长达14年，足不出户，专修禅定。[48]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太宗御幸弘福寺时，以寺主的身份得到接见。[49]

以上是贞观十九年前弘福寺的纲任，接着考察弘福寺其他的僧人。

僧辩，南阳张氏。他是弘福寺为数不多的义解僧，开皇初年，年纪幼小时便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师从智凝法师。大业初，被召入大禅定道场。隋大业年间他在该寺时，与智首、法常、慧明等僧人，都享有声誉，并曾共同请求道岳法师讲授。[50]换言之，僧辩和智首在隋代时已经结识了。武德初，前往河东地区，宣扬《摄论》。贞观初，参与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的译场，如前述智首也参加了该译场。接着被召入弘福寺。从道岳法师学《俱舍论》，贞观十六年(642)去世。除了讲听，他深怀慈悲。道宣说道：“路见贫苦，不简人畜，皆尽其身命，济其危厄。”[51]西明寺落成后，显庆三年八月，建立的《弘福寺辩法师碑》，《集古录目》记载：“秘书丞李俨撰。[52]洋州司户薛纯陁书。法师名机，字辩，姓张氏，南阳人，为弘福寺沙门。”[53]僧辩就是南阳张氏，这无疑就是僧辩的纪念碑。《智首碑》与此碑的建立应该可以视作显庆年间弘福寺僧人复兴运动的一环。

玄会，原为安定席氏，后居京兆樊川秘坂。12岁时，隋汉王杨谅见而奇之，奏度出家，住海觉寺，成为涅槃众主法总法师的弟子，专门学习《涅槃经》，撰《涅槃义章》四卷。昙延、净影寺慧远去世后，大家都沿袭师父的说法，只有他独创新说。唐武德初，昙献造慈悲寺，上奏请他为寺主。贞观八年敕住弘福寺后，他突然“讲事都废，专修定业。梦登佛手号无量寿，遂造弥陀像一座，常拟系心，作身同观。欲入山林，寺众劝住，请讲《涅槃》”。[54]贞观十四年(640)去世。

道抚，原来是精通《摄论》的著名义解僧，住锡于总持寺，后移居弘福寺，很有可能接触玄会等僧人的阿弥陀信仰，他慕名往赴并州玄中寺道绰禅师处，“同其行业，宣通净土”,贞观十九年道绰往生后3天亦去世。[55]

玄览，赵州房子县李氏，伯父蒲州万泉县令膝下无子，视其如己出。玄览离家至汾州超禅师所私行出家。贞观年初，入长安得到公度，配住弘福寺，“常乐禅诵，礼悔为业”。他常常跟同修僧人说誓愿舍身，贞观十八年(644) 四月他果然舍身投入渭水。[56]

慧云，太原王氏。远祖避地九江。年少时就乐爱佛道，投靠本地匡山大林寺沙门智锴禅师出家。智锴是天台智顗的弟子，他认为江州戒律未弘，于是远赴长安，从智首律师学律。其后，敕令住于弘福寺，他善于读诵，每次斋会大集，常坐居首席，群公卿士都谦逊地坐在一旁。当他一口气读诵五卷后，大家都称赞他。[57]贞观二十年(646)思慕本乡，还归九江本寺。[58]也许是因为玄奘开始在弘福寺译经后，弘福寺重视实践的风气有所改变，遂离开了弘福寺。同年，道宣也离开弘福寺。

综上所述，弘福寺在贞观十九年玄奘到来前，是重视戒律、忏悔、禅定、读诵等的实修场所。后文所述的灵润，在贞观八年也入住弘福寺，贞观十九年玄奘译场的人员，列有“弘福寺沙门灵润”，灵润在贞观十九年仍在弘福寺，那么灵润与弘福寺上座智首及其弟子，应该关系甚笃。

六、西明寺僧职的人选

高宗曾下敕委托所辖部门选任住西明寺大德50人，曰：

先委所司简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后更令诠试业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拟度。[59]

苏延《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详细记载西明寺僧官名单如下：

征海内大德高僧，有毗罗静念，满颢广说，鹏耆辩了，鹙子知会，凡五十人；广京师行业童子，有空净闻道，善思喜法，须迦分施，撰择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中略)若普闻名称，时立威仪行则上首，举为左臂者，上座道宣；寺主神察；都维那智衍、子立；传学玄则；栖禅静定；持律道成、怀素等八法师。[60]

以上8位法师，藤善真澄曾有详细的考证，不过，他延续玄奘主导西明寺僧职的观点，因此不断强调8人与玄奘关系密切。[61]关于大寺院的入住大德的人选，一般由官方决定，但实际上他们是听取高僧的意见后决定。

关于上座，《宋高僧传》有如下记载：“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62]

有学者根据如上《宋高僧传》的记述，认为玄奘入住后就替道宣担任西明寺上座。[63]然而这是对史料的误读。该文的意思是：“玄奘到西明寺居住，皇帝就诏令道宣参与玄奘的翻译事业”，并没有说玄奘替道宣担任上座。而且其他任何资料(例如更可靠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石刻资料《西明寺塔碑》等)都没有记载玄奘担任西明寺上座之事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提到“法师亡后，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师有感神之德”，却没有提到玄奘担任西明寺上座之事，玄奘弟子都维那慧立不能随从玄奘离开西明寺，如果玄奘真的担任上座重责，不可能过一年就离开西明寺。而且藤善真澄等学者已经很详细地说明《宋高僧传·道宣传》有许多错误，玄奘在西明寺时期翻译的译场列位名单中也没有道宣的名字，[64]因此道宣参与玄奘译场之事也值得怀疑。

“寺主神察”，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玄奘的高足神泰，但如藤善真澄所说，其人并非神泰，而是目睹令狐元轨写瑞经的僧人。[65]高宗时期，神察才参与玄奘的译场，其后也未参与玉华寺的译经，应该不是玄奘的亲近弟子。[66]

都维那智衍是弘福寺灵润法师(后述)的侄子，他继承灵润的学问，讲《涅槃》《摄论》，后来在蓝田法池寺成为高僧，屡次受到赞扬，道宣描述灵润与智衍的师徒关系如同道安与庐山慧远的关系一样难得。

另外一位都维那子立，即是《宋高僧传》卷一七所记载的魏国寺惠立(慧立)，是玄奘高足，为其师撰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原先未列入8人名单中。因其在显庆三年西明寺落成后召开的道佛论争大会上表现良好，得到高宗极力称赞，于是七月高宗敕命鸿胪卿韦庆俭“补充”他为西明寺都维那。[67]

传学玄则原来在洛阳天宫寺，贞观十九年就参与弘福寺译场，从头至尾参与玄奘译场，算是玄奘的高弟。麟德二年(665)他受敕命与弘福寺沙门会隐等10人在北门西龙门修书所编纂《禅林钞记》三十卷，有《注金刚般若舍卫国》二卷等著作。

静定是《续高僧传》卷二〇的“静之”(604—660)，他是从七八岁就开始学禅观的大禅师，主要活动在四川地区，撰有《诸家观门》 一卷，后人十分重视该书。显庆三年他在西明寺另开“禅府”。虽然他显庆五年就去世，但禅学的传统便因此在西明寺流传。[68]他似乎与玄奘没有特别的交集。

道成是《宋高僧传》卷一四的恒济寺道成律师，又称“道诚”，继承相州法砺律师的学问。道成律师于显庆年中(656—661)宣扬《四分律》，垂拱年中(685—688)被选为日照三藏(地婆诃罗)译经事业的十大德，后来成为太原寺上座。

怀素是《宋高僧传》卷一四的恒济寺怀素律师，贞观十九年出家时师从玄奘，然而受具足戒后，专门学习戒律，从道成律师学四分律，著有《四分记钞》等五十余卷，他的律学系统后来成为“东塔律”系。

后来道成与怀素都参与纪念道宣新建立戒坛的授戒仪式，[69]他们应该与道宣有密切关系。

曾担任慈恩寺上座的玄奘，虽然于显庆三年七月受敕入住西明寺，新度沙弥海会等十人为弟子，但是没有任何寺职，刘淑芬以“无形的牢笼”形容他的处境。[70]他的主要弟子，除了慧立、玄则，如神泰、神昉、靖迈、普光、窥基、慧贵，都被排除在西明寺大德50位的人选，只有嘉尚当选。[71]当时，西明寺未设有翻经院，玄奘只有赴慈恩寺才能翻译，翻译事业进度迟缓，玄奘自觉余生不多，感到非常焦急。[72]显庆四年奉上给高宗的《法师玄奘重请入山表》充分表示其困境：

沙门玄奘言：名庸虚，幸参梵侣。贞观之日，早沐殊私；永徽以来，函叨恩遇。顾循菲劣，每用惭负。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谬，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涂讵几。今讵[73]既不任专译，岂宜滥窃鸿恩？见在翻经等僧并乞停废，请将一二弟子移住玉华，时翻小经，兼得念诵，上资国寝，下毕余年，并乞卫士五人依旧防守。庶荷宸造，免其□戾，无任恳至。谨诣阙奉表以闻，轻触威严，伏深战惧。谨言。[74]

关于此上表，陈景富说道：“不难看出，奏文中除了充满老病之叹以外，最主要的是字里行间不加掩饰的牢骚和怨恨，很有破釜沉舟、违诏抗旨的意思。”又说：“整个表文中，关键词是‘不任专译’和‘翻经等僧并乞停废’。这两个关键词虽然至写奏表时才出现，但其中所蕴含的情绪却蓄之已久，可以这样说，自从大慈恩寺迁住西明寺之初就开始了。”[75]正如他所说，玄奘在西明寺时期很不自由，最后不得不向高宗、武后提出如上坚决的要求。

最后讨论上座道宣。道宣在显庆四年写的《释门章服仪》后批里自述：

余以贞观末历，摈景山林，终于显庆二年，十有二载，年立耳顺，朽疾相寻，旦夕守死，无容于世。不以庸薄，曾预见闻。辄舒引示，式酬来贶。诸后遇者，幸究远图，愿不以情累于文也。显庆四年重于西明寺，更为陶练，文不逮意，略可详之。终拟诸后，披而拔俗者可。不尔，徒虚言尔。终南山沙门吴兴释道宣记其程器时序。[76]

道宣从贞观二十年(646)至显庆二年(657)隐居终南山长达12年。已经60岁的道宣，自述已老衰疾病，等待他的似乎只有死亡。显庆二年至赴西明寺期间，道宣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著述。[77]为何隐居终南山10余年的道宣，会被突然招来，成为西明寺的上座呢？藤善真澄认为是玄奘推荐的。但是，当时玄奘与高宗的关系恶化，恐怕无力举荐任何人。事实上，能够影响高宗、武后决定者应是弘福寺灵润(灵闰)法师。唯有得到灵润的认可，才可以就任西明寺上座。[78]8世纪初成书的慧祥《释门自镜录》[79]卷一有如下记载：

明解，字昭义，姓姚，吴兴武康人也。童幼出家，住西京普光寺。为性聪敏，少有文藻、琴、书、丹青，时无与竞，颇种三绝。然矜名浅识，滞酒荒情，盖为文侠者所知，贞淳者所弃。每见无学问僧，多号之驴子。显庆五[80]年天皇大帝造西明寺，搜集龙象以居之，其取一人，令弘福寺灵闰法师详择可否。时有僚宰数人，俱来闰所，共荐明解。闰曰：“公等国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慧学，增长福田，何乃举酒客画师，以当洪寄？”官等失色流汗，逡巡俯退。明解因其致憾，尤轻法化。俄而上征四科，不间[81]道俗。解应诏自举，射策升第。喜谓友人曰：“解今得舍驴子皮而复人身矣。”[82]

关于明解，《续高僧传》卷二〇五、[83]《法苑珠林》卷七九、神清《北山录》卷九[84]都有记载，他俗姓姚，吴兴武康人，是居住普光寺的僧人。明解自负文琴书画样样精通，常蔑称无学问的僧人为“驴子”。显庆三年，西明寺完工，高宗寻有德者居之。每选一人，就命弘福寺灵润法师审查(《北山录》直接说高宗诏令他选有德僧人)。数名大臣推荐了明解，灵润训斥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重臣，不能随意轻率发言。推荐善于戒、定、慧三学者，才能增长福德。怎能够举荐一沉溺酒肉的画师，委其重任？”不久高宗下诏征四科，僧人也可以应征，明解果然考中，还俗后说道：“舍驴子皮而复人身。”[85]

灵润胆敢拒绝几位大臣共同推荐的僧人，足见关于西明寺大德的选任，灵润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十九年玄奘译经开始时，灵润被选为翻经大德，担任证义，[86]而且排在第一位。但过一年多就离开译场，后来没有再参与玄奘译场。他离开译场后，对玄奘新翻译的经论提出14个疑问，似乎并不认同玄奘。值得一提的是，西明寺都维那智衍是灵润之侄，继承灵润的学说。此事可证明《释门自镜录》《北山录》记述的真实性。同时，西明寺为了对应慧、定、戒三学，各设有寺职：传学(慧)、栖禅(定)、持律(戒)。这可能也是受到前述灵润要求具备戒、定、慧三学优越者下的影响。那么灵润为何许人也？

七、灵润法师的行迹

灵润的传记在《续高僧传》卷一五，属于《义解篇》。杨维中从宗派史的角度详细介绍了灵润的生平经历。[87]从《续高僧传》并未记载灵润生卒年的事实推测，道宣去世(667)时，他可能尚在人世。灵润23岁时，赴禅林寺听志念法师讲座，志念法师在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皇后崩御后才到长安，滞留长安仅百余日，由此可推算灵润是出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88]灵润是净影寺慧远高足灵璨的弟子，一生中，讲《涅槃》70余遍、《摄论》30余遍，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他属于涅槃宗或摄论宗。但他实践的显著行迹也不容忽视。

灵润是河东虞乡人，俗姓梁，“家世衣冠，乡闾望族”。他的父亲、数位亲戚皆担任地方官员，但自他出家后，即便路过也未曾前往攀缘。道宣赞其“割爱从道”。可能因为他是望族出身，因此13岁前就能正式出家(公度)，师从灵璨法师，13岁初听《涅槃经》就通达其文义，15岁开始登席讲座。

仁寿二年他随从灵璨法师前往怀州供奉舍利，官方供有驿乘，他却独自“乞食徒行，独无受给”。到怀州后，道俗都佩服他的精诚行范，皆从他受菩萨戒。[89]他的名声从河北远播到长安。其后他并未归返长安，直接前往山东泰岳灵岩寺修习般舟三昧，其坚持精励的态度获得同修僧人的尊敬。他下山后前往青州道藏寺，跟从道奘法师学《摄论》，受具足戒。同年，赶回长安，听志念法师讲小乘论典。同时，也在净影寺听辩相法师讲《摄论》，曾援引过去于道奘法师处学习的内容提出议论，与会者都惊奇诧异地表扬他，随即受到辩行法师的反驳，灵润无法应对，当众辞谢。虽然灵润得到负面评价，但是他仍然“神气自得”，即使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坏话也不动怒，好像没听到一样。道宣称赞他是“末法攸寄，诚可嘉焉”。

大业初年(605)是灵润人生中道业的转折点。该年，他忽然患染风疾，对于繁杂的世俗生起厌离心，开始重视实践修行，于是前往终南山北，与空藏、慧琎、智信、智光等京师高僧一同修习寒林头陀行。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扬州江都人慧琎，他从曹毗弟子僧荣法师出家，学习《摄论》。隋仁寿中，随从师父居住在禅定寺。受具足戒后专学律仪，从洪遵、智首学习四分律。贞观初任云花寺上座，晚年又担任普光寺纲任。

大业末年，朝廷不许僧人外出，于是灵润返回大兴善寺西院，一食入净，常讲《涅槃》等经，徒侣逐渐增多，有时僧粲法师(三国论师)率领50余僧来参加他的法席。对于当时许多人的问难，灵润皆能应对自如，其称誉广布，僧粲法师的徒众也信服他了。大业十年(614)被召入鸿胪教授三韩，并在大兴善寺从事翻译事业。隋末隐居于蓝田化感寺，在该寺住锡长达15年。若有人请法，随即讲法，开示新论，春秋二时修习禅定。与志超禅师、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90]

贞观初，波颇译经开始后，昙藏推荐化感寺灵润法师担任大兴善寺寺主，他勉强接受。贞观八年太宗敕命修建弘福寺时，灵润被征召入住。贞观十九年参与玄奘译经，但灵润无法认同玄奘新翻的经论，一年后就离开译场。道宣说道：

即现翻译，证义须明，众所详准，又当斯任。至于词理有碍，格言正之。同伦纠位，斯人最上；京邑释门，实惟僧杰。

若翻译词语与义理有滞碍、矛盾之处，灵润会以相对完整、独立的语句修正。道宣称赞灵润是参与译场中最好的僧人，尽管灵润参与译场的时间只有一年多。

灵润有两则饶有趣味的事迹。其一，武德七年(624)化感寺寺主智信被人告发时，国王敕令士兵包围寺院，灵润说道：“我等僧众山居行道，心无违背大众，这是贤圣都知道的，没有你们所说的事。”来者听到后更发怒，不过这时候突然“大风雷震，山崩树折。吹其巾帽坐席，飘落异处”。来者纷纷丧失胆识，寻求忏悔过失。其二，灵润居住在弘福寺时，一位僧人曾因事奉敕还俗，希望再次出家，因此灵润与大德们联名同举得度。太宗听到后大怒，下敕深责，将灵润贬至南部边疆的驩州行道。灵润容仪自若，说道：“三界往还，由来恒理。敕令修道，何有悲泣？”不久敕追，把他安置洛东。灵润在此推广《涅槃经》。灵润寄信给长安门人说，此次东行有三个好处。房玄龄遇见他后称叹不已，不久皇帝召他回京。

综上所述，灵润既是讲《涅槃》70余遍、《摄论》30余遍，并造诸经论义疏的义解僧，也是长期钻研禅修的大禅师，他无惧权力的威胁。从《灵润传》显见道宣对灵润评价极高。道宣与灵润的密切来往可能始于贞观十九年共同参与玄奘译场时。此外，之前智首门下的慧琎与灵润曾经是共同修寒林头陀行。如陈金华所述，道宣十分渴望禅修。[91]因此二人更可能早已听闻过彼此，并且互相敬重，当二人在玄奘译场相遇后，即刻成为良师益友。

八、灵润与神泰的论争以及道宣的立场

贞观十九年，玄奘从西域归国，在太宗的大力支持下，召集全国高僧，开始大规模的译经事业。道宣和灵润起初也加入译场，不过隔年道宣遁入终南山，次年之后灵润再也没有出现在玄奘译场相关的记录中。玄奘对旧译经典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续高僧传·法冲传》正反映着当时对于新、旧译经典的争执：

又三藏玄奘不许讲旧所翻经。冲曰：“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方许君此意。”奘闻遂止。斯亦命代弘经护法强御之士，不可及也。……显庆年言旋东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92]

玄奘原先不允许宣讲旧译经典，无奈遭到法冲的反驳，只得放弃。显庆二年五月高宗敕命玄奘优先翻译尚无汉译的经论，[93]不难想象，这应是来自拥护旧译经典僧人的要求，以防止新学派对旧学派的攻击。显庆二年已经开始筹划西明寺大德的选任了，[94]灵润可能就是其中一位主导者。

根据《释门自镜录》，灵润离开译场后，于永徽、显庆年间在长安的胜光寺、玄法寺等寺院积极推广自己的涅槃学说。[95]649—659年间，灵润撰写《一卷章》，指出玄奘新译经典与旧译经典相违之处，略出“众生界内立有一分无佛性众生”“二乘之人入无余涅槃，永不入大”等十四门义，严厉批判玄奘门下的新唯识学。[96]灵润说道：

《涅槃经》云：“于我所说若生疑，尚不应受，况如是等。是故应当善分别如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长夜受乐。”今诸后生未有所识，忽闻新义，用为奇特，不知思择，遇便信受，及谤旧经云非佛说。为愍斯等长夜受苦，须善分别。第一。立有一分无佛性众生者，此是凡小不了义执。不闻不信如来秘藏大乘妙典，作如是执。[97]

灵润批评后学僧人轻易相信新译经论，并以此批评旧译经典。他认为建立“一分无佛性众生”义者，就是凡小不了义执。649—659年间，[98]玄奘门下的神泰对此加以驳斥，从而开始了激烈的论争：

唐朝翻经证义沙门神泰法师，亦造《一卷章》，愍喻灵润法师曰：

谤法者言：“第一。有一分无性众生者，此是凡小不了义执。不闻不信如来秘藏大乘妙典故，作如是执者。”

愍喻曰：“其理不然。如汝所言，便是谤毁诸佛菩萨，是其凡小，岂毁余人。 一分众生无佛性义，佛于《涅槃》及《善戒经》，亲自演说。弥勒菩萨又于《大庄严论》《地持论》《瑜伽论》中，亦作此说。无著菩萨于《显扬论》亦作此说。汝言‘凡小作此说执’者，岂非呵毁佛菩萨耶？如《涅槃经》，上下每说：‘若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人则名谤佛法僧。’依此经文，已判汝是谤法阐提、断善根类。”[99]

神泰严厉反驳灵润的说法，认为“一分众生无佛性义”在许多经论中都有提起，并且引用《涅槃经》，批评他是谤法一阐提、断善根之类。神泰既然是玄奘的弟子，其年龄至少比灵润少20岁。由此可知，玄奘门人亦是勇于为自身的学说辩护，不容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对于《涅槃经》的佛性论，也表达了自身的立场。道宣破例在《续高僧传》中详细介绍了灵润的学说，并且高度赞赏他的解释，认为“涅槃正义，惟此一人”，等于否定了玄奘弟子们(包括神泰)对于《涅槃经》的解释。

《续高僧传》灵润传里道宣引用的灵润三无性学说也是与法相宗意见分歧的论点之一。上述灵润提及的十四门义之第十三是“三无性观，但遣分别，不遣依他”，这就是灵润批评玄奘门下只有舍遣分别性，没有舍遣依他起性。[100]

尽管道宣在《续高僧传·玄奘传》里给予玄奘高度的评价，但是道宣晚期编写的《大唐内典录》有对玄奘的评述：“始自弘福，今迄北宫， 一十八载，传度法本虽非超挺，然不坠译功。庶后之明识，因斯重复尘黄也。”[101]道宣认为玄奘翻译有功，但对于佛法要义的领略并不出众，可见道宣并未全面性地给予玄奘高度评价。而且在神泰与灵润论争一事上，道宣是支持灵润的。如前所说，灵润的侄子智衍担任西明寺都维那，宣扬灵润的学说，道宣还赞扬二人的关系犹如道安与庐山慧远的关系一样美丽。[102]两相比较，道宣给予灵润的赞赏是高于玄奘及其门下的。

九、小结

本稿阐明的事实如下：

(一)在上座智首律师的影响下，玄奘归国前的弘福寺原来有重视戒律与禅观的道风。玄奘归国后，禅师们修行的重要场所禅院被改成翻经院，全国各地的义学高僧集中在此从事翻译事业，原来弘福寺的道风有所改变，智首门下的地位自然下降。贞观二十年，慧云离开弘福寺返乡，也许与此时玄奘入住弘福寺有关。

(二)《智首碑》建立事业是吕才事件发生后，智首门下趁此机会为了宣示自己教派存在而企图的。通过资助人张世贵与撰写人许敬宗的高贵身份，《智首碑》的建立拉近智首门下(道宣等)与高宗、武后的距离，这是道宣被选为西明寺上座的一因。

(三)选拔入住西明寺高僧的关键人物是最初对玄奘翻译的新唯识经论提出批判的灵润。他重视戒定慧三学，西明寺僧职的人选也很大程度反映他的意愿，智首门下的道宣与道世在西明寺同心协力积极推广戒律、禅观、忏悔礼佛等实践，[103]顺理成章地恢复重视戒律和禅观等修行实践的原弘福寺道风。玄奘反而无法顺利进行翻译事业，只好向皇帝坚决要求离开西明寺。

(四)通过道宣极力支持灵润的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道宣反对玄奘及其门下推广的教学。唐初的武德、贞观年间，佛教面临与道教间的激烈论争，以及皇帝的强力压制，可说是佛教的受难期。贞观十九年，玄奘归国后带来的冲击力，不仅仅改变了佛教的颓劣，其译经事业精湛，对于护法所做的巨大贡献，道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道宣并非双手赞成、毫无保留地支持玄奘的。对玄奘门下的新唯识教学，道宣同意灵润之说，采取了批判的立场。道宣是弘福寺上座智首律师的第一弟子，四分律学的权威高僧，秉持着玄奘归国前弘福寺重视戒律和禅观等修行实践的学风，又与灵润站在同一立场， 这才是道宣被荐举为西明寺上座的原因，而非由于玄奘的支持。

注释：

[1] 初稿在2018年11月史语所讲论会上报告，部分内容已发表。参见拙稿：《『続高僧伝』智首伝と「故首律師高徳颂」の関係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67卷第2号，2019年，第226—231页；《弘福寺霊潤と西明寺道宣》，《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67卷第2号，2020年，第267—273页。

[2] 关于唐初寺院的三纲制度，参见杨维中：《唐初佛寺“三纲”名称的确定及其排序》，《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76—83页。

[3] [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143—145页。同样的意见又见[日]池丽梅：《西明寺時代の道宣伝一頭慶·麟徳年間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佛教綜合研究》第15号，第113—143页；王亚荣：《道宣评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4] 详细内容在下一节讨论。

[5] 陈怀宇：《藤善真澄著〈道宣伝の研究〉》，《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 第488页。

[6] 关于智首碑的研究，参见王建中：《唐《弘福寺首律师碑〉考释》，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0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9—35页；曹旅宁：《读唐〈弘福寺碑》论隋唐戒律的成立》，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0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9—17页；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7] 黄夏年：《百年玄奘研究综述》，《广东佛教》2001年第1期，第42—55页；白杨：《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0—25页；白杨：《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8—33页；赵欢：《近五年玄奘研究综述(2008—2013)》，《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148—157页；海波：《2014—2018年玄奘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6期，第172—183页；国威：《作为宗派的存在——中国律宗研究综述》，《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4期，第120—125页。另外，上述陈怀宇《藤善真澄著〈道宣伝の研究〉》也介绍研究道宣的著作。

[8] 宋道发：《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关系的个案研究》，《普门学报》 2003年第17期，第1—11页。

[9] 吴智勇：《六到七世纪僧人与政治——以个案研究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

[10] 吴智勇：《六到七世纪僧人与政治——以个案研究为中心》，第99页。

[11] 杨志飞：《论玄奘译场的文臣监译》，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0辑)，三秦出版社，2020年，第217—234页。

[12] [日]池丽梅：《西明寺時代の道宣伝—顕慶·麟徳年間を中心として》，第113—143页。

[13] 王亚荣：《道宣评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14] 熊十力：《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载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97—103页。

[15] 朱东润：《道宣〈续高僧传〉之传叙》，《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第1—15页。

[16] [日]船山彻：《衆生から有情へ，そして再び衆生へ——サンスクリット语sattva漢訳史》，《東方學報》第94册，2019年，第33—66页。

[17] [日]平川彰：《道宣の法華経観》，载坂本幸男編《法華経の中国的展開》，京都：平乐寺书店，1972年，第319—341页；[日]西山明彦:《南山大師道宣の唯識受容について》，《戒律文化》第8号，2011年，第45—55页；Newhall,Thomas,“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Jieti “The Essence of the Precepts" in Daoxuan's (596-667) Vinaya Commentaries,” 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vol.27( New Taipei: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2014)，pp.181，208.

[18] Chen Huaiyu，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New York:P.Lang)，2007.

[19] 参见湛如：《唐代长安西明寺与天台山交流融合的历史意义》，《中国宗教》2020年第2期，第78—80页；ダニエル·ウィックストローム：《賢首大師法藏の研究》，博士论文，日本龙谷大学，2019年，第54—75页；季爱民：《从道宣的戒坛设计到法藏的华严寺造像——以碑林藏神龙二年(706年)造像座为中心》，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99—211页。

[20] 关于西明寺,参见[日]小野胜年：《長安の西明寺とわが入唐僧》，《佛教兿術》第29号，1956年，第28—45页；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7—352页；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第76—80页；冉万里:《唐长安名刹西明寺补正——兼论西明寺学派的特征及形成原因》，《西部考古》2019年第1期，第183—207页。

[21] 〔唐〕玄奘著，孙毓棠、范祥雍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释迦方志》卷一〇，中华书局，2000年，第214页。

[22] 〔唐〕玄奘著，孙毓棠、范祥雍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释迦方志》卷一〇，第214页。

[23] [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第150页。

[24]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25]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第17页。

[26]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第28—35页。

[27] [日]吉村诚：《玄奘の事跡にみる唐初期の佛教と國家の交渉》，《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3卷，2001年，第72—86页。这并不意味翻译事业完全停顿。

[28] 吴智勇：《六到七世纪僧人与政治——以个案研究为中心》；[日]吉村诚：《玄奘の事跡にみる唐初期の佛教と國家の交渉》，第99页。

[29] “长安中，更坼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参见〔宋〕宋敏求著，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八《长安志图·慈恩寺》，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

[30]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第91—96页。

[31] “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第203页。

[32] [日]仓本尚德：《碑文と〈續高僧傳〉諸本の比較研究——曇詢·僧邕傳を例として》，《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研究紀要》第3号，2018年，第9—26页。

[33] “始岠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序》，中华书局，2014年，第2页。关于初稿本的成立，参见[日]池丽梅：《道宣の前半生と〈続高僧傳〉初稿本の成立》，《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研究紀要》第1号，2016年，第65—95页。

[34] 关于智首移居大禅定道场(西禅定寺)的年代，陈金华认为在大业元年。但是根据《续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序》(T23,no.1440,pp.558c,559a)的记载，大业二年十二月他还在东禅定寺。参见Chen,Jinhua,"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meditation tradition in China:medita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Daoxuan(596-667)," T'oung Pao88,2002,p.332,395。

[35] 关于智首的律法讲义，参见[日]池丽梅：《青年時代の道宣伝——〈含注戒本疏批文〉に基づく再考》，《佛教史學研究》58(1)，2015，第4—18页。

[36] 关于智首的年谱，参见Chen,Jinhua,"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meditation tradition in China:medita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Daoxuan(596-667)," T'oung Pao 88,2002,pp.332,395。

[3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38] 皇太子宾客是显庆元年模仿前汉“四皓”，为皇太子调护、侍从、规谏设置的官职。当初由于志宁、韩瑗、来济、许敬宗四名担任。“汉高帝时，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谓之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将废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从太子，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高帝既见，曰：‘烦公幸卒护太子。’太子由是不废。(中略)大唐显庆元年正月，以左仆射兼太子少师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皇太子宾客，遂为官员，定置四人。掌调护侍从规谏。凡太子有宾客之事，则为上齿，盖取象于四皓焉。资位闲重，其流不杂。”《通典》卷三〇《职官一二·太子宾客》，中华书局，1988年，第822页。

[39] 《续高僧传》卷二三《智首传》，第856页。按：本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续高僧传》，乃以碛砂藏三十一卷本为底本，其卷次分合与《大正藏》(以高丽再雕本为底本)不同。

[40] 关于弘福寺的具体位置与寺内环境，参见罗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一个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31页。

[41] 《大唐故(智)首律师高德颂》：“爰制嘉名，号之弘福。于是广征僧宝，妙选纲维。特屈律师，亲临寺主。寻降纶旨，升为上座。”参见文末对照表中的碑文。

[42] 〔唐〕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三《智首传》，第856页。

[43] “纯粹的义学僧人”的意思为专门钻研佛经论并演讲，很少做坐禅等实践方面的人。在弘福寺僧人中，僧辩算是这种人。其实《续高僧传·义解篇》里有很多重视禅观的僧人，除了灵润，还有静琳等。

[44] 《续高僧传》卷二〇《 慧斌传》，第751—752页。

[45] 《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二：“我文殊师利，今欲说神咒。(中略)若男子行者，九九八十一日。若女人行者，七七四十九日。复昼夜六时勤心读诵。烧黑沈水、白旃檀香。散华供养十方诸佛，六时读诵曾不废忘。日数足已，结使即灭。其心泰然，无复淫欲。”(T21，no.1332，pp.544c,545a)

[46] 《续高僧传》记载为“总寺任”，参考智首传的上述引文“召为弘福上座，即总纲任，采擢僧伦”，应是上座。

[47] 见《续高僧传》卷二九《道积传附》，第1179页；另外参见《弘赞法华传》卷一〇，T51,no.2067,p.46a.

[48] 《续高僧传》卷二七《慧耀传》，第1064页。

[49] 〔唐〕道宣撰，刘林魁校注：《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卷三《文帝幸弘福寺立愿重施叙佛道先后事第八》，中华书局，2018年，第228页。

[50] “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岳撝谦藏器，退辞师授。”《续高僧传》卷一三《道岳传》，第454—455页。

[51] 《续高僧传》卷一五《僧辩传》，第518页。

[52] 李俨还撰写道因法师碑文，参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〇一《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2033—2035页。他还撰写道世《法苑珠林》序、《金刚经集注》序。

[53] 《宝刻丛编》卷七所引《集古录目》，载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8206页上栏。

[54] 《续高僧传》卷一五《玄会传》，第526页。

[55] 《续高僧传》卷二〇《道绰传附》，第762页；另外见卷一一《辩义传》《法侃传》。亦见《净土往生传》卷中，T51,no.2071,p.118b。

[56] 《续高僧传》卷二〇七《玄览传》，第1160页。

[57] 《续高僧传》卷三〇《 慧云传》，第1228—1229页。

[58]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三，中华书局，2003 年，第1464—1465页。

[59] 〔唐〕玄奘著，孙毓棠、范祥雍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释迦方志》卷一〇，第215页。

[60] 《文苑英华》卷八五五。《全唐文》卷二五七亦载此文，文字稍有异。至于《佛祖统纪》卷四〇的记载“诏道宣律师为上座，神泰法师为寺主，怀素为维那”，因其有误，不足为证。藤善真澄已详细论证当时神泰还在慈恩寺。

[61] [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第150页。刘淑芬亦引用此碑文，介绍碑文的大概内容与撰写碑文的目的等。参见刘淑芬：《唐代玄奘的圣化》，《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21—23页。

[62]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四《道宣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28页。

[63] 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第76—80页；[日] 吉村诚：《玄奘の事跡にみる唐初期の佛教と國家の交渉》，第82页。

[64] 参见张娜丽：《玄奘の譯場と玄應の行實——敦煌·吐魯番文獻と日本古寫經の傳えるもの》，收入[日]土肥义和、[日]气贺泽保规编《敦煌·吐鲁番文書の世界》，东京：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17年，第331—371页。

[65] [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第151页。

[66] 藤善真澄提出的证据是显庆四年七月三日完成翻译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结尾处译场列位里同时出现“大慈恩寺沙门神泰证义”与“西明寺沙门神察执笔”(T27,no.1545,pp.4c,5a)。

[67] 杨维中认为智衍与慧立不是同时二位，而是前后关系。但根据武则天时期天册万岁元年(695)《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结尾部分附的僧人名单，或者《宝雨经》译场列位，大周东寺、佛授记寺、大福先寺等大寺院都设有二位都维那，因此西明寺也应该设有二位都维那。

[68] [日]古田绍钦：《長安西明寺攷》，《佛教研究》4：6，1940年，第77—84页；[日]小野胜年：《長安の西明寺とわが入唐僧》，第34页。

[69] 参见《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戒坛受时仪轨第九》，T45，no.1892，pp.0816b26，0817a07。

[70]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第40页。

[71] 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译场列位，T27,no.1545,pp.4c,5a。

[72] 关于翻译的速度，参见石万寿：《论玄奘译经的进度》，《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2期，第179—201页。

[73] “讵”应该是衍字。

[74] 《寺沙门玄奘上表记》，T52,no.2119,pp.826a29,826b9。

[75] 陈景风：《玄奘迁至玉华寺翻译与政坛风云的关系》，载李利安编《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200页。

[76] 《释门章服仪》，T45,no.1894,pp.839b5,839b12。

[77] [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第157页。

[78] 杨维中引用该史料，伊藤尚德也注意到灵润参与西明寺僧人的选拔，但都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参见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7—123页；[日]伊藤尚德：《唐初佛性論静の再考察——引用經論の分析から》，《佛教學》第54号，2012年，第23页。

[79] 伊吹敦考证《释门自镜录》的作者不是怀信，而是《弘赞法华传》的撰者慧祥。参见 [日]伊吹敦：《唐僧慧祥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别冊》第14号，1987年，第33—45页。

[80] 应作“显庆三年”。

[81] “间”，应作“问”。

[82] 《释门自镜录》卷一，T51,no.2083,p.810a。

[83] 《明解传》属于《续高僧传》后补的部分。

[84] 〔唐〕神清著,〔宋〕慧宝注，〔宋〕德珪注解，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卷九 《异学》，中华书局，2014年，第740—741页。

[85] 根据如下两条记载，这里指龙朔元年(661)高宗在洛阳征集“征诸三教有能观国者”的事情。“会龙朔之中，征诸三教有能观国者，策第宾王。解因此际，往赴东都，策第及之，行次将仕，乃脱袈裟。”《续高僧传》卷二〇五《明解传》，第1077页。“至龙朔元年，举应诏人，躬赴雒阳。及升第归俗，颇有余言，未几而卒。”《法苑珠林》卷七九，第2325页。

[86] 据《佛祖统纪》卷四三(T49,no.2035,p.398b) 说明，证义为与译主评量梵文，但如果在玄奘译场，其主要任务应该是评量翻译后的汉文。

[87]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117—123页。

[88] 参见[日]池田将则：《道基の生涯と思想——敦煌出土『雜阿昆曇心章』卷第三 (S.277+P.2796“四善根義”を中心として)》，收入船山彻编《眞諦三藏研究論集》，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第261—302页，注70。

[89] 陈金华介绍仁寿舍利塔敕使大德到目的地后举行的佛教仪礼：七日行道，发露忏悔、授菩萨戒等。参见Chen,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Kyoto：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2002),pp.68,75.

[90] 《续高僧传》卷二〇《 志超传》，第755页。

[91] Chen,Jinhua,"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meditation tradition in China:Medita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Daoxuan(596-667)," T'oung Pao,88,2002,pp.332,395.

[92] 《续高僧传》卷二〇七《法冲传》，第1080页。

[93] “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唐〕玄奘著，孙毓棠、范祥雍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释迦方志》卷九，第203页。

[94] 显庆二年道宣受敕就任上座。“二年敕授西明寺上座。大师恳辞不受。敕遣鸿胪卿刘审，躬往终南，礼拜迎请，送上此寺。”《释门归敬仪护法记》，X59,no.1094,p. 432c。

[95] “至永徽三年，于胜光寺听闰法师讲《涅槃经》。……以显庆五年八月，闰法师又于玄法寺讲《涅槃经》。”《释门自镜录》卷上《唐玄法寺僧玄真破斋受罪事》，T51, no.2083,p.812b。

[96] 关于新旧学派的佛性论争，先行研究颇多，中文论文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第221页注①引用的研究综述。此处只有列举具有代表性的日文论考，[日]常盘大定：《佛性の研究》，东京：丙午出版社，1930年，第220—308页；[日]富贵原章信：《霊潤神泰の仏性論争について》，《同朋佛教》第5号，1973年，第57—71页；[日]伊藤尚德：《唐初佛性論諍の再考察——引用經論の分析から》，第19—39页；[日]吉村诚：《中国唯識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識学派》，东京：大藏出版社，2013年， 第366—503页。

[97] 《法华秀句》卷中本，载《传教大师全集》卷二，东京：天台宗宗典刊行会，1912年，第173页。

[98] [日]吉村诚：《中国唯識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識学派》，第367页。

[99] 《法华秀句》卷中本，第173页。

[100] 详细内容请参考吉村诚：《中国唯識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識学派》，第135—162页。

[101] 《大唐内典录》卷五，T55,no.2149,p.283b。

[102] “沙门智衍，即润之犹子也。幼携入道，勖以教宗，承明词义，深有会击。讲《摄论》《涅槃》。近住蓝田之法池寺，统律成匠，亟动时誉。然有法以来，师资传道，其宗罕接。惟润之绪，继美前修，亚迹安、远。斯尘难济，见于今日矣。”《续高僧传》 卷一五《灵润传》，第541—542页。

[103] 道宣的著作除了《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定僧戒本》等戒律类，《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史学、护法、感应类，还有关于禅观的《净心诫观法》。道世的著作有《法苑珠林》(668)、《诸经要集》(659)、《善恶业报论》、《信福论》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禅门观》及《大乘观》 共十一卷，《受戒仪式》《礼佛仪式》共六卷，《四分律讨要》五卷，《四分律尼钞》五卷，《金刚经集注》三卷，一共一百五十三卷，大多是实践性很强的著作。

编辑：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