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的北京,秋意已浓,中南海怀仁堂的红墙外,法国梧桐开始泛黄。清晨六点,环卫工人老李照例推着扫帚走过长安街,却发现今天的气氛不同往常——怀仁堂门口停满了苏制吉斯轿车,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步履匆匆,胸前的红色出席证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开幕,而其中最重要的议程,是通过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会场内,1200多名代表端坐在红丝绒座椅上,他们当中有鞍钢劳模王崇伦、山西农民申纪兰、数学家华罗庚,还有从战火中走来的开国将领们。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开幕时,全场掌声如潮水般持续了五分钟。坐在第十排的荣毅仁先生后来回忆:“我数了数面前的文件,居然有八种不同文字的版本,连傈僳文、哈萨克文都有——这是真要让每个民族都听懂国家大事啊!”
最精彩的篇章发生在宪法草案讨论环节。小组讨论时,上海代表沈钧儒特意带来放大镜,逐字审阅条文。当看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条款时,这位七旬老人突然举手:“我建议加上‘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老百姓没钱租会场、买印刷机,自由不就是句空话吗?”这个提议当场被记录在案,最终真的写入了宪法第87条。
而最让人动容的细节发生在投票日前夜。工作人员发现少数民族代表的选票上,汉文旁边的少数民族文字字号偏小,立即连夜重新印制所有选票。蒙古族代表乌兰夫接过新选票时感叹:“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大小都被如此重视,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建议怎么可能落空?”
9月20日下午,当周恩来宣布以1197张赞成票通过宪法时,怀仁堂穹顶的水晶吊灯都仿佛在震动。毛主席带头起立鼓掌,他的座椅扶手下方,还留着前清时期雕刻的龙纹——旧时代的遗迹,正见证着新时代的诞生。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标题墨迹未干,就被电车售票员贴在车厢里,乘客们挤在一起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喜事!”
如今,在中国法院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还保存着1954年宪法的最初版本。泛黄的纸张上,用毛笔圈改的痕迹清晰可见,其中“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下,有道深深的铅笔划痕——据档案记载,这是山西代表申纪兰在审议时做的标记,她当时说:“咱农村妇女终于能和男人平起平坐投票,这条可得写得明明白白!”
六十年后,有记者在四川大凉山采访,看到彝族老人用彝汉双语版宪法教孙子认字。孩子指着“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条文问:“爷爷,这是谁定的规矩?”老人笑着回答:“是1954年秋天,北京城里一千多个代表替全中国老百姓定下的千金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