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蒙偷袭关羽与刘备夺取益州这两起历史事件在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背后蕴含着多层次的复杂因素。让我们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一现象。

从行为背景和战略意图来看，吕蒙的白衣渡江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当时关羽正率军北伐曹魏，威震华夏。东吴方面出于对荆州战略地位的重视，以及担忧蜀汉势力坐大的考虑，选择在盟友背后发动突袭。这种在盟友全力对敌时背后捅刀的做法，即便从军事战略角度可以理解，但在道义层面确实难以自圆其说。关羽当时作为蜀汉头号大将，其忠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更凸显出吕蒙行动的道德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偷袭直接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最终遇害，这种结局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吕蒙行为的负面评价。

反观刘备取益州的过程，虽然同样存在背盟行为，但历史评价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相助，最初确实建立了表面上的同盟关系。然而深入分析可见，双方的合作基础本就脆弱——刘璋希望借助刘备抵御张鲁，而刘备则早有取蜀之意。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刘备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逐步收买人心、壮大实力。当建安十九年（194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时，刘备已经获得了相当部分益州士族的支持。更关键的是，刘备在夺取政权后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比如任用诸葛亮等人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这使得政权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种先得民心后取政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背盟行为的道德争议。

从传统价值观念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确实高度重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现实政治往往迫使统治者作出艰难抉择。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背盟行为，刘备因其一贯展现的仁德形象获得了道德信用，而吕蒙则缺乏这样的个人魅力作为缓冲。这提示我们，历史评价不仅看具体行为，更看重行为者长期积累的道德资本。

从历史人物的整体形象来看，吕蒙在《三国志》中虽然被称赞为学识英博，但其形象主要定格在军事将领层面。而刘备经过《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渲染，已经升华为仁德之君的典型代表。这种形象落差使得后世对两人相似行为的评价产生巨大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备三顾茅庐、携民渡江等事迹构建的仁爱形象，形成了一种光环效应，让后人更倾向于宽容他的权谋行为。

此外，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也不容忽视。蜀汉作为三国中最为后世推崇的政权，其历史叙事自然占据优势。而东吴在历史记忆中的地位相对边缘，这也影响了后世对相关人物的评价。这种叙事差异在宋代以后随着尊刘抑曹观念的强化而愈加明显。

综上所述，历史评价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判断题，而是交织着现实政治、文化传统、叙事权力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建构。对吕蒙和刘备背盟行为的不同评价，正体现了历史认知的这种多维特性。我们在审视历史时，既要看到具体行为的道德属性，也要理解特定时代的政治逻辑，更要意识到历史书写本身的主观性。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