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位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的“采药昆仑”刻石，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9月15日，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文物局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块12行37字秦篆风格的刻石，经过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学术讨论，算是有了定名，也给争论暂时画上了句号。

青海“昆仑刻石”所在位置。每日经济新闻图

秦代刻石重新回到国人视线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秦代石刻历尽沧桑，石体残毁，文辞漫灭。幸好《史记》著录了其中的六篇，即《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之罘石刻》《东观石刻》《碣石石刻》《会稽石刻》，而《峄山石刻》则于宋代出现，这就是学界常说的秦始皇在巡幸关东后留下的七篇石刻。

不过，司马迁并未全部收录秦始皇所刻石文，也没有说秦始皇所刻之石究竟有几块，又是出于何人之手，致使魏晋以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一千多年后，秦代刻石又重新回到国人的视线。千年的寂寥中，它历经风雨剥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人们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进行了多方探索考证，此次定名的“尕日塘秦刻石”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块刻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率先提出“昆仑实证说”，认为刻石中“陯翳”的古音拟测与“昆仑”存在语音对应关系，结合《史记》中秦始皇遣使求仙药的记载，将石刻定位为秦代探索河源与昆仑神话的实物证据。这一观点迅速获得部分学者响应，但也立即遭遇严峻挑战。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就指出，刻石中“皇帝”称谓存在时间悖论。直至复旦大学刘钊在“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发表文章，通过高清图像重新释读，确认纪年应为“卅七年”，与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中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己卯的记载完全吻合，才化解了历日矛盾。

随后，北京大学董珊在今年8月《金石研究》特刊中又聚焦“皇”字写法，指出刻石中“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违背了里耶秦简《更名方》规定的秦代标准写法。对此，刘钊以龙岗秦简、国家博物馆藏始皇诏铜权等实物为证，提出秦代文字存在“官方规范与民间实践并行”的现象，非诏书类文书未必严格执行字形规定。

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发文《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直言铭文存在年代悖论；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教授也在微博质疑，“秦代方士为何寒冬赴河源采药？”清华大学刘绍刚认为石刻章法无纵横界格，不符合秦代官方刻石的庄严范式，也怀疑存在后世仿造可能；北京体育大学衣雪峰副教授进一步指出，石刻字体混用了秦简、秦印甚至东汉碑刻风格，缺乏统一的时代特征。

而杭州师范大学丁万里副教授则提出“因石赋形”的解读，认为高原刻石的随意性恰恰体现了实用记录性质，不应以泰山刻石的标准苛求边疆文书。这些质疑与辩驳，促使《光明日报》推出“秦刻石断代小课堂”，用通俗语言解释“历法验证原理”，科技考古专家更在抖音直播“刻痕显微镜观察”，展示秦代“U型”凿痕与现代“V型”工具的区别。

这场大讨论，在社交媒体上也颇为激烈。有网友质疑“秦代车辆如何抵达海拔4300米的河源地区”，考古队通过公布刻石周边发现的秦代车马器残件回应，推测当时可能通过牦牛队运输、高原适应性休整等方式完成短途科考。

可以说，昆仑刻石的发现引发了秦汉史学界、考古学界与古文字学界的激烈辩论，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争鸣场域，甚至突破学术圈层，形成全民参与的历史认知讨论热潮。

青海“昆仑刻石”实物。每日经济新闻图

一场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实践

这场由一块高原刻石引发的全民讨论，最终演变为展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复杂性的典型案例。争议本身已经超越石刻真伪的判断，成为公众参与历史建构、学界反思研究方法、管理者探索保护路径的难得契机。

从这场讨论中可以看出，学术争鸣是活跃学术气氛、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催化剂，也是判别“真科学”“赝科学”“伪科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学术判断与评价的公正方式。学术争鸣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多元观点的碰撞打破认知盲区，推动研究从初步推断走向严谨实证。

而且，尕日塘刻石的争议超越了单一学科范畴，倒逼秦汉史、古文字学、科技考古、环境史等领域跨界合作，形成了“问题导向型”的多学科研究模式。更难得的是，尕日塘刻石的争议并不只局限于学术圈，而是通过媒体传播转化为公共历史教育的契机，推动公众对考古研究的认知从“神秘发现”转向“严谨探索”。

整体来看，尕日塘秦刻石的学术争论，是一场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实践。它推动研究方法从单一考据走向多学科融合，学术规范从权威主导走向实证优先，公共认知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思辨，文物保护从经验主义走向科技赋能。

这场多方参与、频繁交互的大讨论，打破了历史研究的“定论思维”，让学界意识到：边疆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空白，更在于通过争议激发持续探索，而这种探索精神，正是学术进步的核心动力。

未来，随着刻石周边考古工作的深入，新的争议或许还会出现，但只要保持“开放辩论、严谨实证”的态度，这场围绕一块高原刻石的讨论，必将持续为秦汉史、边疆考古学乃至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发现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