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对话:宰相源乾曜曾问同僚张说:学士和侍郎这两个官职,哪个更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道出了古代官场的深层逻辑。
自古以来,踏入仕途的官员们心里都有一本账,暗自盘算着哪些官职更有前途。官职的清浊、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仕途的顶点。这段发生在唐朝的对话,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官场的评判标准。
故事是这样的:大诗人贺知章同时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和集贤学士,在谢恩时,源乾曜好奇地问张说:贺公德高望重,如今双喜临门。但这两个官职,哪个更体面呢?张说答道:侍郎虽是朝廷要职,但终究只是众多官员中的佼佼者。而学士则要通晓先王之道,具备扬雄、班固的文采,子游、子夏的学识才能胜任。两者相比,学士更为尊贵。
这个回答可能让现代人感到意外。按今天的标准,礼部侍郎是正四品高官,而集贤学士只是个临时编制。但在唐代,没有品级的学士反而更受推崇。作为当朝宰相的张说,他的评价自然最具权威性。源乾曜其实心里有数,可能只是想听听张说的见解。
张说解释道:侍郎虽是显要职位,但终究只是普通要职。而学士不仅要学问渊博,还要能成为士大夫的楷模。这种观点反映了唐代上层社会对文学才能的推崇——文采、学识才是仕途晋升的关键。张说本人就是靠文采起家,最终官至宰相,他深知学士这个皇帝身边顾问的重要性。
这段记载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
1. 唐代官员更看重是否接近权力中心,而非官职品级。技术性官职即使品级再高,也不受重视。
2. 唐代官场喜欢品评官职的清浊,不完全看品级高低。官员的晋升路径往往决定其社会地位。
3. 人脉关系至关重要。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唐代社会重视家世和官职清要程度。
4. 文采是晋升的关键。在和平时期,写作能力是官员最重要的专业素养。
这些规则不仅适用于唐代,宋元明清各朝也都如此。贺知章在当上学士前已是高官,但只有获得学士头衔,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入流。这段对话生动展现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