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体芳画像

摘要：现存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是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而发布的有关文牍的汇编，为我们了解国史馆在各省的征书详情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研究材料。从该文牍可看出，黄体芳积极配合国史馆征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采用多种征书方法，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初步的处理，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通过对该征书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朝国史馆修史活动及征书程序等相关问题。

清代朝廷因修书而开馆非常普遍。这些修书馆，无论是常设的，还是临时性的，大多会根据各自的需要而进行书档征集。其中，作为清代常设修史机构的国史馆设置时间最长，征集书档最多。国史馆所征集的文献，主要是中央各机构档案，以及从地方咨取的相关档案与书籍。国史馆征集文献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咨请中央各衙门移送及各省学政呈送。现存“国史馆为纂办各志传调取档案书籍与内阁等衙门的来往文件”（起乾隆卅九年至光绪廿年），包含了不少当时关于征集文献的相关文档。据该档案看，从乾隆到光绪年间，国史馆一直在征书，朝廷各机构及各地亦纷纷送呈书籍与档案。因此，朝廷各衙门及各省学政对国史馆的求书还是相当配合的。在国史馆征集文献过程中，朝廷各机构档案的移取相对来说较为方便，而地方上的文献较为分散，征集办理，则非易事。那么，地方上的文献是如何进行征集的呢？现存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是其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而发布的有关文牍的汇编，为我们了解国史馆在各省的征书详情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研究材料。需要注意的是，黄氏“征书”所征集的文献，除了书籍之外，还有不少为国史馆拟入传者的履历事实册等。因此，为论述的方便，本文仍沿用“征书”一词来指代征集各种文献的活动。

一、征书之缘起及成效

清国史馆于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九日上奏请求续办国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各传，当日即奉旨允行。光绪七年九月，国史馆移会各省学政访察举报可入史传之人物及相关材料：“近年各省通志次第修办，其入祀乡贤名宦题旌孝子诸人，礼部皆有事实册，此外私家著述详审可据者，亦可兼供考证，应一并由臣等行文调取，以备参稽。”随后，国史馆又移会各省学政加强采访，要求各省督抚将有关材料筹资录送。江苏学政黄体芳立即分别札饬各府厅州县及各学查报筹办，并于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公布了“应入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史传诸人呈报条例”。

光绪八年五月，国史馆更明确要求江苏省将各府州厅县志书送馆备用：“所有该府州厅志书，仰即申送一部，并饬各州县速将志书径行申送，俾得咨馆，以资查核，切切毋违。”因此，黄体芳又立即分札所属各府州厅加紧搜求书籍文册。光绪八年十二月，史馆已开一年，江苏各属陆续呈报可入史传者只有二十余人，显然与人才渊薮的江苏不符，故黄体芳又再札各府州厅行查。与此同时，国史馆对征书也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深恐山陬水澨，穷经笃行之士，或身未显达，或著书不能刻，或刻而未盛行者，终归湮没，相应移会贵学院于輶车来往之时，明示各学教官，令其采访呈上，由本省督抚设法运送到馆。所采之书，自顺治初年起，至同治末年止，并望示知各地方官，一体筹资录送。”此后，江苏学政黄体芳更为积极搜求，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光绪九年正月，江苏学政黄体芳呈上了第一批图书文册。据其“第一次汇送书册清单”（包括书籍与履历事实册等传记材料，其中书籍均开列作者、籍贯、卷数、册数），合计：履历事实各项清册共十四本，著述书籍共六十六种一百四十本，府州县志书共十一部一百四十二本。光绪九年十一月，江苏学政黄体芳呈上了第二批图书文册，合计：履历事实各项清册共四十八本，著述书籍共九十六种二百三十五本，府州县志三种一百二十四本。光绪十一年十月，江苏学政黄体芳呈上了第三批图书文册，合计：履历事实各册共一百一十八本，著述书籍共四百七十四种一千零七十六本。

可见，从光绪九年正月到十一年十月，江苏学政黄体芳先后三次共进呈史馆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光绪十一年十月第三次呈进书档后不久，黄体芳即卸任回京。他在该次呈报中，还对未完成的征书工作作了交待：“……或访有传本而未及借出，或借有副本而未付胥抄，应移交后任接办外，……”因此，他的后任应该也继续征书，也会有一些图书文册呈送入国史馆。

二、征书之方法

江苏学政黄体芳为配合国史馆之征书，采用了多种征集方法，具体分述如下：

1、层层催办 黄体芳在接到征书要求后，即以札令的方式不断通饬、催促下属各府州县学官办理，各府州县学官则再分派所属各生员到各家（入传者、著者或藏家）去访求。据《黄体芳集》卷3“札各府州厅”云：“……札到，仰该府州厅加意搜求，核实举报，并转饬各州县及各学，均就所属，博访周咨。”“札扬州府学”云：“札到该学，即会同江、甘两学传集各生，令其按目搜访。”“札苏州府学”云：“据长洲学申复采访事件内称，生员人等称丁泳之孝廉家有藏书，持单往询，回复无有云云。……该学当亲自往商，屈其相助为理。……札到该学，即遵照前因前往商办。其遗书从何购录，亦复乞示其途。此事当倚仗专家，不能冥搜坐索。”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征书是由各地生员持单（采访册或采访书目）往各家里查询。但是，倘生员难以完成任务时，黄体芳还要求各学官亲自前去查办。

在层层催办过程中，黄体芳还十分注意请求省府州县行政长官的支持。因为学官的权力有限，且无财权，故需请省府州县行政长官提供征书所需的有关费用。据《黄体芳集》卷3“札上元学”（光绪九年二月）云：“并谕令向各人家属及该郡邑藏书家加意访求。或写或印或购，其资价均向地方官请领。”关于这一点，国史馆的章程中也有明确规定：“私家著述……应行文各省学使……令其采访呈上，由本省督抚设法运送，已刻者以刻本上，未刻者由地方官筹资录上”、“以一州县之力，筹资录一二百卷书，不为扰也”。另外，据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黄体芳发布的“应入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史传诸人呈报条例”载：“一、本籍先哲之外，如有流寓及历官斯土者，确知应入史传，仰一律呈报。……如必不能详备，……当移咨爵阁督部堂、抚部院，行文本人原籍，向家属取具清册。如有著述书籍，一并查取咨送史馆。”可见，要调取他省的传记材料，也需要督抚的协助。

黄体芳还利用到各地考察学校的机会，亲自督查征书之进展，据《黄体芳集》卷3“札各府州厅”云：“本阁部院按临所至，随棚晓示《呈报条例》，及随时访知。”例如，他到扬州府之后，亲自查问扬州府及府属各县征书情况，据《黄体芳集》卷3“札仪征学”云：“现在按临兹郡（指扬州府），正期搜括无遗，乃旬日以来，寂寥寡应。”

2、通过《呈报条例》指导征书黄体芳在征书之初，即向各府州县发下《呈报条例》，在各州县张贴，对征集何种书档及如何征集作了详细规定，据《黄体芳集》卷3“札各府州厅”云：“发去《告示》并《呈报条例》，仰迅速照写转行各州县张贴晓谕，俾绅耆生监等各举所知，庶无遗善之憾。”据前引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黄体芳发布的“应入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史传诸人呈报条例”所述，《呈报条例》的具体内容包括：A、事实册及书籍，可由本府州县或本学转呈学政。学政所在地江阴附近地方或学政按试经过的地方，可以直接送学政。B、入传诸人以著述及履历事实册为凭。C、呈送书册要一式两份，一份送国史馆，一份由学政存案。但抄本或仅存之刻本，可只送国史馆一份。D、嘉庆年间已纂办的儒林、文苑、循吏传所收的五十三人，无庸呈报。E、如有流寓本地或任官本地之人，应入史传者，亦须呈报。若需要，可以由本学政咨请有关部门行文该人原籍移取相关事实册及著述。F、精通算学者，亦呈报。G、列传分正附，而搜采以备取裁，则不妨稍宽。若有孤本仅存者，可将该书叙例、目录序跋钞呈，候本学政审核。经审核通过后，则让诸生录副呈送。H、应送书籍，若须写印，可向本厅州县请给资费。I、对拟送史馆入传之人姓名，刊刻公示。J、地方文献、人物资料汇编之书，亦送馆备参考。K、若有未经呈报而可入忠义传者，亦可将履历事实清册补送。

除事实册的征集外，《呈报条例》所列举的征书方法，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所用的征书方法基本相同。据光绪八年十二月两江爵阁督部堂、江苏巡抚部院“为咨请饬遵筹办事”载：“查《学政全书》载，乾隆年间采访遗书，恭奉谕旨，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此现在因修史而求书，奉旨允行，事同一律。且所求之书，断自国朝，又在嘉庆年间已入史传诸人撰著之外，就地分办，为数无多，所费有限。拟仿乾隆求书之意，凡应送各书，士子等有藏板者，就家印订；须录副者，就家写校，均酌核卷页字数，官给资价，取具领结存案。其愿出资自办者听之。藏书家无借出损失之患，地方官无校对收付之烦，公私两便。呈送日多，庶无遗美。此外，书在坊肆，士子等无力购致者，准其呈请，量给资价，或径请官为购送，亦可。”所谓乾隆年间采访遗书，即是指《四库》征书。显然，江苏方面在征书时是有意识地吸收了《四库》征书的方法。

3、利用采访册及事实册等进行征书在征书之时，有采访册可供参考，按图索骥，便于查访。据《黄体芳集》卷3“札上元学”（光绪九年二月）载：“查各人著述虽复大半丛残，传本亦尚不乏，仰该学教官会同江宁学教官，传齐举人等，将发去采访册五本，分给阅看。并谕令向各人家属及该郡邑藏书家加意访求。”

采访册中最主要的内容是采访书目，如：光绪九年五月“钦命兵部左侍郎江苏督学部院黄为札知事”中附了不少粘单，即是江苏学政札知江苏所属各府州县学搜求遗书的书目（载作者、书名、卷数）。这些书目是据各种文献（如方志中的艺文志、私家藏书目等）所收当地人之著述开列的，让各地据此书目有针对性地搜求。《黄体芳集》卷3“征书文牍”也收有这种粘单，而且还对粘单及求书方法作了解释，其中“札嘉定学”（光绪九年七月）云：“单内略分正存二目，首列者为正录，末后别行低二格者为存录。正录务期搜括靡遗，存录次之。正录又以未刻书为重，凡孤本，无论完阙，概行录副。”可见，书目中还分正附，有轻重主次的区别，如《黄体芳集》卷3“札苏州府学”云：“照得本部院前以采访遗书，檄调陈景云等所著二百余种，中列沈钦韩、宋翔凤二人书籍二十四种，系是最要之目。”“札高邮学”云：“照得本部院前以采访书籍，札调王念孙等所著二十余种，中列宋绵初父子书籍六种，乃是最要之目。”

采访书目内的书，若是孤本、旧本、稿本，一般即录副呈送学政，据《黄体芳集》卷3“札苏州府学”云：“……以上诸目尽先搜集呈上，未刻本尤要，无论完缺，概行录副。”倘若不在访书书目范围内的，在呈送学政后，学政审阅同意后才可录副，据同书卷3“札松江府学”云：“嗣据华亭学禀生耿葆清呈送焦袁熹《春秋阙如篇》、《此木轩四书说文集》……各书稿本及家藏旧本，业经本部院批饬录副。”“札扬州府学”云：“札到该学，即传谕吴丙湘，令其迅将各种遗稿一并呈上。其书或应录副，或即发还，候核定再示。”在具体的录副校勘方面，黄体芳也作了严格的要求，如《黄体芳集》卷3“批丹徒学”云：“稿本多条缀件系，丹黄钩乙，未易从事。该学中有淹通经术之士，酌择一二司校。其书或未装订，切不可任意移乱，亦不得逞笔妄改。”“札吴江学”云：“费士玑、翁广平书，传写尤难，迮鹤寿书，雠对非易。该学中有通晓小学、研究经术之士，酌择一二俾司校勘。”

在征书过程中，黄体芳还注意利用已访得的书籍、事实册以获得新线索，指示再进一步搜求。例如，《黄体芳集》卷3“批溧阳学”云：“事实册称所著有《石经考》、《读书录》……等书，原稿业毁于兵，其传抄各本有无一二流布于外，合再访求。”

4、规定时限在此次征书过程中，黄体芳除了一直强调各地要迅速办理外，还有针对性地作出时限的要求，例如，《黄体芳集》卷3“札嘉定学”云：“如《考证》稿实难猝觅，应查明存佚，撮其著书大略，别具履历事实一通，备文声复，以凭核转，统限于一月内送集。”“札高邮学”云：“其书或委系散亡，猝难寻觅，先将履历事实及遗书叙目捃摭成录，造册申报，统限于一月内送集。”可见，事实册的造送期限应该多为一个月。尽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并不均按此期限来实施，但这些期限的制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征书工作的开展。

三、书册之初步处理

在征书过程中，书籍、文册均汇送至江苏学政公署，由黄体芳作相应的初步处理：主要是查看它们在内容、体例、格式方面是否符合要求。

1、对书籍的处理黄体芳认为比较合适的书，自然会送呈国史馆，如《黄体芳集》卷3“批丹徒学”云：“检各书，或经或史或子或集，或撰著或编辑，学各不同，所造之境深浅亦复互异。……三书皆戛戛独造，决当汇案咨送。”送呈是据征得书册的先后，分批进行的。

黄氏认为不合适的书，则不会送呈，如《黄体芳集》卷3“札武进阳湖学”云：“谢珍、奚宾、陈礼复三人，无他表见。《踵息庐稿》……暨元儒谢应芳《辨惑编》、《怀古录》九种，胥发还。”黄氏认为谢珍等人的著述不好，故其著述及元儒谢应芳的著述（国史馆不收元朝人）就自然被发还；同卷“札溧阳学”亦云：“《匏瓜录》一书，细核无甚关系，应毋庸列送，以省繁冗。”

黄氏认为不合适呈报但又有参考价值的书，则暂留于公署，以备检核，如《黄体芳集》卷3“札常州府学”云：“案据该学申送，候选训导庄毓 所撰《常郡文献备采录》六册，请予核转等情。查《备采录》一书，体例繁杂，难以入咨，姑存案备检。”“札清河学”云：“查录送史馆书册，向无一定程式，惟字迹须端正，不得错杂参差。该举人等所呈《漱六山房诗文二集》似不免率尔操觚，幸涂乙无多，姑予存案。”

黄氏认为所进书合适，但其抄写、校对不好的，要发还重新抄校，如《黄体芳集》卷3“札武进阳湖学”云：“杨椿《孟邻堂文钞》诸写本书，讹误百出，……发付重校。《亦有生斋文集》缺字繁多，《孟邻堂》、《正谊堂》、《会稽山斋》三集，应避字样，时失缺笔，切宜敬慎详勘，勿再踵袭前愆。”

对于那些应归还各家之书（有的是不适合呈送的，有的是录副后的原稿），黄体芳也十分重视，随时处理，以免遗失，如《黄体芳集》卷3“札镇江丹徒府县二学”云：“兹将《课选楼诗抄》十叶及《三传求归》、《屈骚求志》二书，先由行次随禀缴还。其《春秋后传》……等书存 署中，俟后续发。手泽之爱，有心所同，俾各领归，无贻失坠。”

2、对事实册等的处理如前所述，国史馆征书，包括征集大量的事实册。江苏方面征集的事实册，多由各府、州、县地方所造而送至学政公署，然后由黄体芳对这些事实册作一番初步的处理，包括：

指出事实册中的谬、漏、缺、疑等问题，如《黄体芳集》卷3“札无锡县”云：“查册文全据新修县志，根本前言，自无虚美，钩考间有未尽。华希闵、杜诏并见《鹤征后录》，华希闵唁抚吴张公于润州，在康熙乙未，时噶礼已就戮，清恪坐劾牟钦元逮审，非缘互揭之案。……非上书斥之。……非成进士改庶吉士。此皆志误而册承之者。秦松岱著《易学晰微》、杨揆著《卫藏纪闻》……，并收入艺文，册未之载。秦松岱无其他撰述，《易学》一书乃硕果仅存，不应不录。杨揆《卫藏纪闻》亦边陲小志，削之无说。孙希朱虽列孝友，所著《身范》各篇，实是儒者之言。详行略文，于例亦隘。此则志不误而册失之者。又，册外尚有应补者四人，待考者一人。张夏为高世泰入室弟子，后为东林大师，当与秦松岱一体甄录。……四人者并当补勒事状，合并具陈。……至华学泉见称高愈，亦号通儒，方拟前修，未堪轩轾。惟辞张清恪延主东林一事，志与《先正事略》互歧，所著《读易偶存》诸书，事略亦系之高愈。孰非孰是，须事根稽。”“札宝应学”云：“又刘履恂册称汪文端序其遗稿，有‘说经史’之语。……疑学海堂所刊为不尽，或志文有舛误，必须根验。杨景涟册称任大椿铭其墓，目为淮海传人，杨景涟止著《十三经辨疑》、《梧竹山房诗集》、《邑乘稽疑》三书，任侍御何以决其必传？……似此群疑，碍难意索。”可见，黄体芳的审查是很仔细的。

对事实册存在的问题，黄体芳均要求作补正，甚至还要求重造事实册，如《黄体芳集》卷3“札金匮学”云：“前据该学呈送秦松岱等十五人采访清册，以书籍不具，又所摭事实多有舛失，经本部院札发重造。”

要求补送与事实册相配的著述，据《黄体芳集》卷3“札宝应学”云：“兹查咨送旧例，凡儒林、文苑俱以著述为凭，该生等造具事册，未将所著各书呈送，于事不备。”可见，对于入传儒林、文苑的人物，只有事实册而无书籍，是不符合规定的，需要将各入传之人的著述补查呈送。

3、对入传人选的处理 如前所述，光绪年间国史馆征书是为了续修国史传记，因而所征之书主要包括入传之人的著述及其传记材料。因此，对入传人选的意见，也直接影响了征书的范围。例如，某人若不予入传，其著述及传记材料一般也不用征集。黄体芳在征书过程中，根据征集的材料，会对入传之人选提出自己的意见。

首先，删汰。国史馆有规定，入传者不能随便滥收，故各省学政首先要对入传人选进行一番筛选。据《黄体芳集》卷3“札宝应学”云：“案据该学廪生成在文……等禀送采访儒林、文苑、循吏、孝友事实清册一百本。甄录一百八十九人，请咨史馆核纂。本部院以为数太多，于原奏‘不得轻率滥举之语’不合，略为分别抉择。”于是，黄氏选取了其中的七十人，分别入各传正附中，“余一百一十九人概从删略，以省繁冗”。同卷“札宝应学”还提到：“朱泽瀛已附见高愈传，无庸续甄。”可见，删汰的依据主要是看是否符合入传之标准以及是否有重复。

其次，归并。对于一些可入附传的人物，则不应该单独立正传。据《黄体芳集》卷3“札扬州府学”云：“案据该学申送故刑部云南司主事吴养原事实册，请核咨史馆等情。查吴养原系吴文节公之子，事迹应附文节传末，不当充送文苑。”也就是说，扬州府学送呈吴养原事实册，拟将其入文苑传。黄氏审核后认为，吴养原应附入其父吴文节公传中，不应单独入文苑传。另据《黄体芳集》卷3“札兴化学”云：“兹查该县故御史任大椿，究心经史，长于名物，所著有《弁服释例》八卷……。族弟震泽籍生员任兆麟，亦钻研古籍，……进士顾九苞通《毛诗》、《三礼》，……其子副贡顾凤毛著有《毛诗集解》……。数人俱英声夙擅，茂实克腾，抉剔爬罗，似难割弃。今拟以任大椿续送儒林、文苑，以任兆麟、顾九苞父子附之，广维扬文献之征，备该邑艺林之选。”可见，通过附传归并的方式，既可避免滥收，又可以尽量多地收入合适的人物。

最后，改移。对于归类不合适的人物，进行重新调整，据《黄体芳集》卷3“札武进阳湖学”云：“庄培因、陆遇霖二人，行优于文，拟移孝友。”也就是说，在武进、阳湖县学送来的入传人物中，庄培因、陆遇霖原拟入文苑传，黄氏认为他们“行优于文”，应改入孝友传。

四、对国史馆征书的思考

我们通过将黄体芳征书个案与前述的“国史馆为纂办各志传调取档案书籍与内阁等衙门的来往文件”（起乾隆卅九年至光绪廿年）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光绪年间江苏一省的征书方法与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清朝国史馆在各省征书的一般模式。也就是说，其他各省也基本是按这套方法、程序进行征书的。因此，本文所论对于认识清朝国史馆征书的基本情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其一，国史馆征书之程序。清国史馆的征书程序大致可概述如下：首先，国史馆每当开始修书时，均要进行广泛的征书。征书分两方面进行：中央各机构及地方。其针对地方的征书活动，主要由各省学政负责。其次，各省学政在接到任务后，均能积极配合，通过层层催办等方式，饬令各府州县学官办理。再次，省属各地学官将所征之书汇送至省学政公署，由学政进行初步的筛查、选汰、补正。最后，学政将所选定之书呈送国史馆。在地方征书过程中，各省督抚在财政等方面予以支持。

其二，国史馆征书之范围。国史馆在光绪年间征书，主要是为了编修国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传。编修儒林、文苑传的主要材料是入传者之著述及其传记材料（如履历事实册等），而编修循吏、孝友传的主要材料是入传者的传记材料。从江苏省征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黄体芳主持的征书主要就是征集事实册等传记材料、方志及入传者的著述。

其三，国史馆征书之效果。光绪年间国史馆征书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从光绪九年正月到十一年十月，江苏学政黄体芳先后进呈三次图书文册，其中书籍有646部，事实册等有180本。而且，江苏方面的征书，在黄体芳离任时仍未结束，其他各省在光绪十一年之后也陆续有书册进呈。总的来看，尽管其他各省不一定有江苏省征书那么多，但相应亦会进呈一些图书文册，因而光绪年间国史馆所收之书应该是相当多的。清末国史馆所藏的大量书档，即可以印证此一点 。

其四，征书对修史的影响。各地征书，是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的，因此，地方征书的结果，直接影响着国史馆对传记的写作。例如，黄体芳就据所征之书对入传人选及归类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还有，地方上所征书档，一般是经过学政筛选的，不少书档还经过重抄，这筛选的标准、重抄的准确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史馆的修史。因此，我们研究国史馆修史，不能只看到国史馆本身的运作，而还应关注国史馆书档的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