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长河中,汉民族展现出惊人的文化包容力。自西晋以降,普通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安稳度日,他们不会轻易为所谓文明冲突揭竿而起,唯有在生存底线被触及之时才会奋起反抗。乾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确实让清廷统治者寝食难安,这并非汉人甘于臣服,而是其民族性格中留得青山在的生存智慧使然。
民族融合往往伴随着阵痛。鲜卑、契丹等民族在建立政权初期都曾与汉人兵戎相见,但最终都完美融入中华文明。如今鲜卑族契丹族已成为历史名词,满族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现代满汉之间的文化差异已微乎其微,以至于学界曾出现满族是否还需单列的讨论。与元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自康熙始,历代君主都潜心研习汉文化,他们自幼诵读四书五经,勤练书法,言谈举止与汉族士大夫无异,这种主动汉化的态度是蒙古统治者未能企及的。 元清两朝的统治策略差异显著。蒙元享国不足百年,除忽必烈等少数君主外,多数统治者排斥汉化,终致国祚短暂。反观满清,不仅沿袭儒家治国理念,更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改造儒学,同时拔高孔府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元末时汉人官员已颇具规模,随元顺帝北遁的汉臣达数百之众。元廷虽采用中国年号、开科取士、旌表节烈,但因统治时间较短,民族融合程度终究不及清朝。 对目不识丁的古代农民而言,谁坐龙椅远不如赋税轻重实在。汉族皇帝若横征暴敛,照样民怨沸腾;异族君主若能轻徭薄赋,自然赢得民心。康雍乾盛世的经济成就远超明末,除了前朝宗室,普通百姓何苦要为反清复明卖命?历史告诉我们,百姓用脚投票的标准从来不是民族身份,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