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元城地区（今属大名县卫河以东）。当时冀南军区的情况十分艰难，为了隐蔽行踪，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换上了便装，唯独司令员陈再道依然坚持穿着军装。陈司令认为，军事首长如果也穿便衣，会影响部队士气。因此他每天军容严整，带着警卫连在根据地各处巡视。

在所有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保持着完整的军装。由于骑兵作战的特殊性，这个团始终保持着集中驻防的状态。其他部队都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反而成了负担，各单位纷纷把马匹送到骑兵团来。一时间，骑兵团出现了战马比战士还多的怪现象。虽然客观上增强了骑兵实力，但回想起来却倍感心酸。

元城一带是冀南军区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当时保存下来的最大一块地盘。说是最大，实际南北宽仅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着快马抽几鞭子就能跑出边界，在这样的狭小区域里，骑兵部队根本施展不开。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冀中军区的骑兵团已被打散，一一五师骑兵团也撤到太行山区改当步兵。一二九师骑兵团该何去何从？部队里议论纷纷。曾玉良团长力主保持骑兵建制，主张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该去哪里打仗？

在群众基础薄弱的地区作战，老百姓会埋怨八路军惹来麻烦，每次战斗后都有村民逃往敌占区，长此以往会导致游击区人口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乡亲们虽然支持，但部队转移后日军就会疯狂报复，实行三光政策，让百姓遭殃。每到夜晚，都能听见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要挺住啊，一定要活下去......听到这样的呼喊，战士们心里比吃了败仗还难受。

宣传队和政治工作队每天都要到游击区做思想工作，但我们的宣传教育终究敌不过冈村宁次实施的治安强化措施。常常是苦口婆心讲了大半夜，日伪军一来，宣传队就得撤离，几个时辰的动员全成了空谈。老百姓难免抱怨：天天喊抗战，把鬼子都抗到灶台边了，这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再去宣传，村民连门都不愿开了。

地方干部也向部队诉苦：你们不打几个漂亮仗，我们工作实在没法开展。可打漂亮仗谈何容易？部队都分散活动了，最大的作战单位不过一个连，既攻不下坚固据点，在野外遭遇大股敌人也抵挡不住。用老百姓的话说，八路军就是没事去撩拨鬼子，惹来了又赶紧跑。

日伪军因此越发猖狂，动辄出动上千人的队伍，走到哪抢到哪，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作为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完整的主力团，一二九师骑兵团成了打硬仗的唯一希望。战士们也憋着一股劲，誓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都不怕。

去打大集镇！打赢了扬眉吐气，打不赢大不了是个死，总比受这窝囊气强！在这种悲壮情绪下，骑兵团在两个月内连续进攻周边日伪军盘踞的中心城镇。他们攻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拿下回隆镇守了一夜，又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可惜功败垂成。

攻打临漳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这虽然是支主力部队，但长期分散游击后临时集中攻坚，各部配合生疏，战斗力大减。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从助攻变成了主攻。守城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一个中队异常凶悍，八路军苦战一宿才突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持续到中午，眼看就要全歼守敌，日军援兵赶到，骑兵团被迫撤退。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装备时，遇到个卖糖葫芦的老人。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冲锋，但要负责抬担架、搬运攻城器械。这些工具都是向老乡借的，必须在政工干部监督下如数归还。

老人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劈头就问：咋回事？又要跑？孔指导员解释：老大爷，我们是奉命撤退。老人怒道：什么破命令？舍生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看看这些小鬼子，个个战死阵地。他们能做到，你们为啥不行？

战士们被问得哑口无言。孔庆忠苦笑道：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儿说不过去了。惩戒队三名战士自愿留下，王占奎对老人说：老人家，明天记得给我们收尸。老人回答：这事别跟我说，有人收就埋一块，没人管就拉倒。就这样，孔庆忠带着三名战士和这位倔强的老人，死守磨坊两小时，最终五人合葬一处。

对孔庆忠等人的牺牲，有人视为楷模，也有人认为是不服从纪律。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能忍辱负重，咬牙坚持。新兵刘春雷却想：忍到何时是个头？与其受窝囊气，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才是真英雄！从这个新兵的思想斗争，就能看出当年八路军敌后抗战是何等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