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曹操，到底是“英雄”还是“奸雄”？
从文化角度来看，汉重儒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有着明确的界限，朝纲伦常在汉末以形式存在，儒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价值标准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破坏伦常，是为“奸”。
论英雄曹操在历史上一直颇受争议，一是说他为“英雄”，与曹操同一时期的许劭，称其为：“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许劭在《人物志》中对英雄是这样定义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李瓒这样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非常之人，超世之志”，而曹操也自诩为英雄。
论明秀，曹操出身卑微却有鸿鹄之志，问鼎中原后，向北屯田，兴修水利，迁徙人口，招募有识之士而不问出处，任人唯贤，善诗歌好音律，作有《龟虽寿》、《观沧海》等，宋文学家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本人尚节俭，史书记载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论胆力，曹操十岁便能潐水击蛟，陈留起兵战董卓，官渡败袁绍，他专研兵书阵法，深知军事谋略，作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驱逐乌桓鲜卑等，固守汉中，最后形成“汉地有十，魏占之有九”的局势。在当时的时局，曹操确也是个英雄，从现在的角度看他，曹操当时所带动的经济文化是十分巨大的，且他本人文韬武略皆有所成，他提出的：“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使得当时政治清明，可称之为英雄。
论奸雄另一说是他为“奸雄”，东晋史学家孙盛在《异同杂语》中这样评价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有后者说孙盛是篡改了许劭对曹操“英雄”的评论，而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曹操为“奸雄”。有不少学者查阅孙盛所著的史书，并仔细观察推敲发现其坚持尊重事实，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具有良好的史德，唐人《晋书》本传表彰孙盛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且不止孙盛一人评价曹操为“奸雄”，三国当中的刘备、孙权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后世的戏曲话本子当中皆说曹操是“枭雄”、“奸雄”，明朝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把曹操“奸雄”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学者推敲“奸雄”二字，说“奸雄”之“奸”，主要意义不仅指为人处世方面之“奸贼”，具体而言，着重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想窃取刘家江山。
如果曹操生于尧舜禹那个贤者即位、采用禅让制的时代，他或许会受人推崇，那时是天下共和，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可他偏偏生于乱世，受儒文化浸透彻底的家天下时代，自然就成了“奸雄”。曹操少时便狂放不羁，后误杀对其有恩的吕伯奢，并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狂语。公元194年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之处皆大肆杀戮，一路上可谓“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曹操后期还押陈琳、杀孔融，更为人诟病的是他杀害了“神医华佗”，曹操有脑疾，华佗建议开颅取“风涎”，操多疑遂将其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大多数人秉承的都是“学而优则仕”，华佗自是如此，南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是这样评价华佗的"为人性恶，难得意"，曹操对于杀华佗这件事说是"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华佗想借此来提升自己名气而抬高身价，曹操自是不允如此“要挟”，从以上种种来看，曹操亦是奸雄。王帆的《曹操“奸雄”考》，说从字义上考查，“奸”乃能干、干练，并非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曹操为“雄”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那是“英”还是“奸”？各派众说纷纭，由多数史学家考证，更侧重孙盛的“奸雄”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