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队将领石觉回忆起蒋军抢占东北的往事时，他提到，第一年派去的七个军中，有五个军长与杜聿明关系不和，反对他的指挥。许多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常常推卸责任，试图为自己辩解。例如刘峙，这位有“长腿将军”之称的将领，在回忆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位“算无遗策、临危不乱”的大将，表示失败与他毫无关系。石觉与杜聿明在东北交恶，回忆往事时，彼此吹捧自己，贬低对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杜聿明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复杂关系。

杜聿明在1947年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七个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13军、52军、71军、60军和93军。最初，13军与52军是由杜聿明亲自指挥的，而其他部队尚在路上。13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是国民党四个方面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春，汤恩伯指挥的13军为第三方面军的核心部队，负责进攻山海关。然而，在进攻中，13军的指挥官石觉在遭遇我军顽强抵抗后，向杜聿明建议等后续部队再来增援再行进攻。杜聿明对此非常愤怒，斥责石觉，并亲自组织进攻。

在之后的战斗中，石觉与杜聿明的矛盾日益加剧，尤其是在1946年2月，石觉指挥的13军在秀水河子的战斗中被我军包围，遭遇惨重损失。石觉将责任推给杜聿明，而杜聿明则反过来指责石觉的指挥失误。1947年，13军再次在四保临江战役中被我军包围，石觉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13军元气大伤。石觉随后转防热河，并公开消极避战，直到最后逃离东北。

石觉在回忆中大力贬低杜聿明，说杜只是在一些小战役中取得过胜利，缺乏大规模战斗的经验。然而，事实显示，杜聿明的军事指挥并非没有能力，只是当时的军队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使得指挥工作异常困难。

另一方面，蒋介石派往东北的部队之间的矛盾也非常严重。例如，滇军与杜聿明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1945年，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带领滇军主力正在越南受降时，杜聿明带兵包围五华山，迫使云南省长龙云交出军政权力。卢汉为了避免与杜聿明发生冲突，最终选择去云南接替龙云，而滇军的情绪因此变得更加复杂。

在1946年5月的鞍海战役中，滇军60军的潘朔端起义，杜聿明让孙立人去救援，但由于孙立人指令的迟缓，潘朔端最终起义，滇军将领对杜聿明的指挥产生了很大的不满。

此外，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孙立人在东北的指挥中经常与杜聿明发生冲突，认为杜过于谨慎，而未能采取果断行动。杜聿明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在指挥上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与其他部队的协调上屡屡受到阻碍。

至于陈明仁，他是黄埔一期的老兵，但在东北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他在东北的表现也有争议，但总体来说，他与杜聿明的关系比其他将领要好。在杜聿明的指挥下，陈明仁依然按命令执行任务，尽管71军的其他官员对杜有所不满。

总的来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除了外部的战斗压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杜聿明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虽然面对许多困难，但他依然尽力协调各方，维护军队的基本战斗力。然而，内耗严重的蒋军最终难以扭转败局，国民党的失败似乎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