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四川全省的人口只有大约三百一十万左右，约三千一百零七十三人。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到了清朝康熙二十年，四川人口已降到九万出头。也就是说，蜀地这千里土地上的人口，连其他省一个县城的数量都比不过。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朝廷开始推动“招抚流民、移民垦荒”的政策，掀起了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随着社会逐渐安定，人口也开始回升。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24年），全省人口已经达到约八百一十四万四千八百七人。背后一个重要而客观的原因，就是稳定的粮食供给。

民以食为天！在清朝200多年间，对于四川和重庆贡献最大的两种粮食，是红苕（红薯）和苞谷（玉米）。正是这两种作物的引进与广泛种植，改变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稀少的局面。接下来的两百年，四川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川的人口总量竟然达到约七千九百四十九万三千零五十八人的规模。苞谷和红苕对四川人口增长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值得细细了解。

在明朝时，四川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和粟（小米）为主。水稻对水利、土壤、气候以及栽培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因此看似占地辽阔的巴蜀地区，水稻田主要集中在灌溉条件好、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成都平原等地区。而占全省90%面积的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则很少有稻田。

在这些广阔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小麦和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小麦耐旱性差、产量并不高，远低于同等条件下的水稻产量；粟虽然耐旱，但长期作为主粮并不理想。因此，当时四川的土地利用率受限，许多土地难以得到有效开垦利用，粮食总产量也难以大幅提高，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增长。直到清朝初年，苞谷和红苕在四川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一局面才迅速改观。

随着苞谷和红苕广泛种植，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为社会的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基础。更多的人力和土地能够投入到其他副业、经济作物的栽培中，农村副业渐渐兴旺，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业工厂陆续出现，商品经济也日益活跃起来。

在嘉庆前后，四川大约有三千个场镇；到清朝末年的光绪、宣统年间，场镇数量增至约四千左右。平均三到五公里就有一个交易市场，而苞谷和红苕成为市场上交易最广泛的商品。市场里，交易的生猪、酒类等商品，也与苞谷和红苕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它们的副产品。尤其是在川北山区，苞谷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因此，苞谷和红苕对清朝时期四川的农业兴旺，以及对商品经济的活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把这次推广看作一次“绿色革命”：它让那些地势崎岖、气候复杂、灌溉不便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得到开发利用，广泛扩大了粮食的生产基础，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减缓了自然灾害对人口增长的威胁，使人口在不断扩大的基数上，得以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