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田里帮忙锄苗时,他的父亲因一时生气拿起锄头要打他。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学生不躲不闪,反而任由父亲打,结果一锄头下去,学生被打倒在地,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后,他反而心想:“我父亲打我,我都不反抗,任他打到心满意足为止。”
这件事传到孔子耳中后,他十分愤怒,严厉地说:“你们去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我无法教出这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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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学生,就是年轻时的曾子。
曾子,名曾参,深受孔子教诲,是孔门的嫡传弟子,堪称儒家第二代的掌门人。孔子的儿子早逝,临终时,他把自己的孙子子思托付给了曾子,而子思继承了儒家的传道任务,最终将儒家思想传承至孟子。
曾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还写了《大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子特别重视孝道,他写下了《孝经》,并通过这部著作讲述了孝道的真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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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年轻的曾子和父亲一起在瓜田里劳作。他原本应该把杂草锄掉,但由于不小心,他将瓜苗也锄翻了。父亲看到后气愤不已,举起锄头就朝他打来。曾子站在那里,没有躲避,任凭父亲打。没想到这一锄头打得太重,曾子被打倒在地,晕了过去。
父亲吓坏了,担心自己会把儿子打死。经过一段时间,曾子终于醒了过来。令人惊讶的是,曾子没有责怪父亲,而是关心起父亲:“刚才是我错了,父亲是否气得太过?您还好吗?”
为了让父亲放心,曾子还拿出琴来,边弹边唱,歌声轻快,目的是让父亲知道自己没事,消除父亲的担忧。这一举动让曾子展示了他作为孝子的美德,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完美践行了“孝”的精神。
然而,孔子得知这一事件后却非常生气,他严厉地说道:“告诉曾子,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我不能教出这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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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听后非常害怕,他不敢亲自去见孔子,于是请同学代为询问孔子,为何自己做错了,老师为何不再接纳自己。孔子解释道:“如果你父亲一时生气,不小心把你打死,那会使你父亲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而他也会因为自己的悔恨而痛苦一生,这样的行为,岂能算是孝顺呢?”
“那如果父亲打我,我该怎么办呢?”曾子问。
孔子答道:“父母有时情急之下,可能会拿起附近的东西打你。你要学会判断,如果父亲用的是小的枝条,轻轻的东西打你,那你可以顺从地让他发泄怒气,打完了他会心情平静。但如果他用的是重物,比如大棍子,你就得赶紧逃跑,千万不能让他追上!你应该学会分辨,遇到轻打就接受,重打就赶紧躲开。”
孔子提到,古代的舜帝小时候受父亲责罚时,轻打则顺从,重打则逃跑,这种做法叫做“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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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从这番话中学到了深刻的道理,也让我们思考现代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具体分析。记得有个小孩子,因为偷拿家里的钱去玩游戏机,花了很多钱,父亲气得直哆嗦,准备惩罚他。可那个孩子机灵得很,东躲西藏,爸爸追不上他,结果气得父亲倒下,喘不上气。
大家来看望那位父亲时,我心里想:这个孩子即便让爸爸打上两下,也不至于气得父亲倒下。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孔子那句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心中一震,意识到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
后来,我读《毛泽东选集》,深刻理解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含义。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述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同时,毛主席也强调,原则性要坚定,但灵活性同样重要:“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毛主席还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主席的这种灵活运用原则与现实结合的智慧,深深影响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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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句话意味着:一起学习容易,但一起理解道理不容易;理解了道理,可以站稳,但要真正领悟道理中的权变(灵活性)更为困难。
历史上,很多人学习了某些伟大的思想,但他们未必能真正领会其中的精髓。只有少数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结合实际,深入理解并运用这些思想,才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不仅坚持原则,还灵活运用这些原则,取得了成功。这种结合了理论和实践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