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8日，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召集齐河县大队一连长杨升堂，低声对他说：“杨连长，军区决定让你去接一位特殊的人到冀鲁边军区来。这位客人身份非常特殊，必须保密。” 杨升堂疑惑地问：“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胡乃超答道：“为了保密，暂时不能告诉你，见面后你可能会认识他。”接着，胡乃超继续说道：“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齐禹县大队的副政委张治安同志会和你一起行动，军事上你指挥，政治上他负责。”

杨升堂是山东德州人，年仅19岁，却已经有了4年的革命经验。这次护送任务，对他来说还是头一回。虽然任务非常重要，但杨升堂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激动。即使如此，他仍然遵守纪律，直到出发前，战士们也不知道任务的具体内容。 然而，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任务还是被泄密了。对此，军区领导和杨升堂都一无所知，护送任务照常进行。

杨升堂简单地告诉战士们，任务已经安排好，然后带着他们出发。一路上，寒风刺骨，月光微弱，他们来到齐河县刘桥镇的刘桥村。月光下，杨升堂依照参谋长的指示，走到堡垒户老李家门前，叩响了门。门打开后，走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实际上是女兵。 杨升堂心中一动，猜测此人就是他们要护送的客人，而后面两位必定是警卫员。此时，后面的一个小伙子开口问道：“三姨父身体怎么样？”杨升堂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回答：“取了三天药，只吃了两顿，不知道效果。”双方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握手，迅速启程。

接下来的行程中，杨升堂没有多问，客人也一直沉默，帽檐压得很低，面容难以辨认。五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悄无声息地到达了目的地——齐河县的大李村。这里的地主虽然身份特殊，但与八路军保持了良好关系。 刚一进屋，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各自倒下休息。杨升堂与护送的首长在东厢房安顿下来。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杨升堂心中却无法平静。他猜测这位客人身份非同一般，身上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尽管村外有哨兵值守，也没有发现异常，但杨升堂心中仍然充满警觉。

凌晨时分，突然一声刺耳的枪声打破了宁静。杨升堂急忙醒来，警觉地喊道：“首长，有情况！”然而，令他奇怪的是，枪声只响了一次，之后便没有再响。他们心中疑惑，难道是哨兵的枪支走火了？ 然而，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复杂。敌人早已悄悄布置好了包围圈，哨兵的枪声仅是一个信号，随即被敌人用刺刀捅倒，没能再发出警报。 由于片刻的迟疑，杨升堂错失了最佳的突围时机，敌人很快将村子四面包围。不到一小时，四周的枪声响起，敌人从各个方向开始进攻。 根据日军后来的记录，这次行动的日军出动了500人，伪军700余人。对于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考验。 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杨升堂果断指挥，把一个连队的110人分为两组，一组30人由副连长带领，趁着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带着首长突围。另一组80人由杨升堂亲自带领，负责在房顶上掩护。

就在紧张的战斗中，首长突然开口说：“杨连长，我们一起战斗。”杨升堂一听到那熟悉的江西方言，心里猛地一震，但一时却没能回忆起在哪听过。此刻，他来不及多想，继续全力指挥，确保首长能够安全撤离。 战斗持续到中午，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张治安副政委冷静地观察敌情，他突然让战士们停止开枪。杨升堂心生疑虑，认为其中必定有内奸泄密。然而，张治安却没有停下，而是利用敌军的心理弱点，开始对伪军进行喊话，巧妙地瓦解敌人的阵营。 经过一番努力，伪军终于开始出现动摇，不再那么积极地进攻。而后，张治安大声呼喊：“兄弟们，鬼子让你们当炮灰，别再死命去打，放我们走，日后我也会照顾你们！” 这一喊话让伪军中不少人心生疑虑，纷纷停下了攻击。即使有个别顽固的伪军队长试图强硬命令进攻，但很快就被杨升堂指挥的战士击毙。伪军的气势顿时大减。 随着日军的冲锋愈加猛烈，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杨升堂和战士们不得不迎战日军的冲击，局势愈发艰难，伤亡惨重。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后，敌人仍未能突破防线。 此时，副政委张治安和杨升堂趁机带领部分战士突破包围，成功突围。虽然日军人数众多，但在八路军的反击下，他们不得不匆忙撤退。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杨升堂终于明白，自己一直护送的首长，正是冀鲁豫军区的刘贤权。刘贤权曾是冀鲁豫军区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曾在战斗中受伤。刘贤权最终得以顺利抵达冀鲁边军区，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次行动后，冀鲁豫军区对内奸进行了严密排查，最终找到了泄露刘贤权行踪的叛徒——一名伪装成我军参谋的日军特务。 后记：

建国后，杨升堂曾任昆明军区后勤部军务处长，刘贤权则继续为国家服务，最终晋升为开国少将，并在1950年参与志愿军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