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皇帝崇尚方术，迷信所谓祥瑞。青铜器的出土，有时被认为是祥瑞的一种。汉武帝时在汾阴掘获铜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一班阿谀取宠的臣子大加鼓吹，形容作“天祚有德”的祥瑞。武帝以鼎荐于宗庙，还特作了《景星歌》，列为《郊祀歌》十九章之一。从现代的考古知识看，武帝时发现的其实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晋鼎。

到西汉晚期宣帝的时候，在美阳又发现铜鼎，上献到朝廷。许多朝臣主张援武帝的旧例，以鼎荐见于宗庙，只有京兆尹张敞反对。张敞通习古文字，他对鼎上的铭文做了考释，指出鼎是周朝一个叫尸臣的大臣受到王的赏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不宜荐于宗庙。他列举的理由确凿有力，揭穿了以得鼎为祥瑞的谬说，荐鼎的计划不得不中止。张敞是史书记载中最早读释金文的学者。从那时以后，金文的考释研究历代不绝，至北宋更为盛行。

金文是青铜器上的铭识，所以研究金文必须对青铜器本身有基本的知识。

铜是古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人们一开始是利用在自然界小量存在的天然铜，然后发明从矿石冶炼出铜的技术。首先用的是未有意掺入其他金属的纯铜，通称红铜。经过长时期实践，才知道在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能提高硬度、降低熔点，这种含锡的铜基合金就是这里说的青铜。近年甘肃东乡县出土的一柄青铜刀，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可见青铜器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异常发达，青铜器种类繁多。学习金文，应当记住各种器物的名称。大致说来，古代青铜器有下面十类：

（一）烹炊器：鼎、鬲（lì）、甗（yǎn）等。

（二）设食器：簋、盨（xǔ） 、簠（fǔ）、敦（duì）、盂、豆等。

（三）酒器：尊、卣yǒu、方彝、罍、瓿（bù）、壶、觚、爵、觯 (zhì) 、角、斝（jiǎ）、觥(gong)、盉（hé） 等。

（四）水器：盘、匜（yí）、缶、鉴等。

（五）乐器：钟、鎛、铙、鼓、錞（chún)于等。

（六）兵器：戈、戟、矛、铍(pī)、剑、刀、殳（shū ）、钺、镞、盾饰、胄等。

（七）车马器：銮、軎（wèi）、镳、衔、当卢、马冠等。

（八）工具：斧、锛、凿、削、锯、铲、臿（chā）、镢、镰、鎒等。

（九）度量衡：尺、量、权、衡杆等。

（十）杂器：镜、带钩、灯、建筑饰件、棺椁饰件等。

青铜器的研究除注意铭文外，必须兼顾器物形制、纹饰、组合、工艺，以及出土情况等，考虑才能全面。

金文从北宋时起即有专书著录。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材料，以原物和著录合计，数已逾万。仅以建国以来正式发表的有铭青铜器而论，也有1000多件。其中不少是长篇巨制，前人以之与《尚书》相比，有很宝贵的价值。不过，解放以前流传的器物，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不少伪器混杂其间，需要细心鉴别。青铜器价格很高，有的伪器做得相当巧妙，不容易识破，事实上一些著名收藏家也受过欺骗，各种著录常不免收入赝鼎。对于现在只存在拓本或者摹本，没有原器可资观察的器物，更应注意辨别真假。

最有名的一件伪器，是所谓晋侯盘。这件盘伪造的时间较早，1870年由北京一处王府流到英国。英人蒲舍尔把它著录在他编写的《中国美术》第1卷中，因而在外国称为蒲舍尔氏盘。这件盘形制很大，直径三十三又四分之一英寸，高十又四分之一英寸，腹外有嵌金银的饕餮 纹，内底有550个字的长篇铭文。如果盘是真的，这就是所有金文中最长的一篇了。可惜连盘带字完全是假造的，国内外都有学者做过正确的鉴定。这件著名伪器，收藏的博物馆早已不陈列了，其实从研究伪作青铜器的历史来说，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晋侯盘字、器皆伪，比较容易鉴定。有些伪器是用真的残片拼合， 或在真器上加做假字，或把短的真铭加长，狡狯的手法很多。近年出土的青铜器，个别也有伪造的。前几年曾看到南方出土的一整坑青铜器，全都是元代仿造的假古董。最近又见到一柄出土的剑，仔细观察， 确定器真而铭假，估计是古董商埋藏地下借以做锈的。所以即使是出于地下，也不能一概信以为真。

青铜器上出现铭文，现有最早的例子属于商代前期。这个时期的器物大都是薄胎的，花纹多为带状，没有衬地的纹饰。鼎、鬲等的足是锥形的，爵、斝是平底。已经发现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件，而且都限于两三字。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器胎变厚，花纹日趋繁缛，器种也显著增多了。铭文一般仍很简短，有的只记器主的族氏或名字，如“戈”“亚羌”“妇好”“子妥＂，有的记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如“祖甲”“父乙“后母戊”。复杂一点的兼记上述两者，如“咸，父乙＂，＂咸”是器主族氏，“父乙” 是所祭的先人。

这种简短铭文里的族氏的字，每每写得很象形，比如“象”字很像站立的象，有翘起的长鼻；“鱼”字的鳞鳍，“马”字的尾鬣，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只是为了把族氏突出出来而写的一种“美术字”，并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也不能作为文字画来理解。

还应该说明，这种简短形式的铭文不是商代特有的。过去罗振玉的《殷文存》、王辰的《续殷文存》中，都以此为商器的标准，这是不妥当的。现在看来，这种形式的铭文在西周前期还很流行，甚至到春秋初年还有个别的例子。

商代晚期也有比较长的铭文，但未超过50字，其字体、文例都接近甲骨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祀

其卣为例，卣上有三处铭文，盖和内底均有“亚獏，父丁”，“亚獏”是器主族氏，“父丁”是所祭先人；另外，在卣底圈足内有铭42 字（图10), 记载商王祭祀文武帝乙和

其受王赏赐的事迹。文武帝乙就是帝辛的父亲帝乙，这件卣作于帝辛四年，是珍贵的标准器。

西周前期（周武王到昭王）的器物，各方面都直接继承商代的传统，大多花纹繁丽，制作精美。这时铭文逐渐加长，字的笔画多有显著的“波磔”，气势浑厚。武王时的铭文很少，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利簋，记述武王在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与《尚书》《逸周书》吻合无 间。其他如记周公东征丰伯薄姑的

方鼎（图11), 记分封卫康叔的沫司徒

簋，记昭王南征的“安州六器”等，多可与文献对照，不胜枚举。

西周中期（穆王到夷王）和晚期（厉王到幽王）的青铜器，纹饰渐趋简朴，铭文则更多长篇。迄今发现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497字，现在台湾收藏。西周中晚期属于册命性质的铭文较多，叙述周王对臣属的封赏，对研究官制和等级制度很有意义。这一类金文多有固定格式，文字也多规整。同时有关社会经济的材料也比较多，如记土地交易的格伯簋、卫鼎，记土地转让的散氏盘之类，都十分重要。记载战事的也不少，例如翏生盨、禹鼎等记与淮夷的战争，多友鼎、虢季子白盘、不其簋等记与玁狁的战争，无不是宝贵材料。从数量来说，这乃是金文的极盛时期。

西周末年，有些铭文的字体开始有新的变化。虢季子白盘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风格上开后来秦人文字的端绪。古书载，周宣王时有太史籀作《史籀》15 篇，《说文》的籀文即以此得名。现在学者都认为籀文近于秦人文字，所以虢季子白盘的字体有可能就是与《史籀》同样的文字。

作器者多为周朝大臣官吏，是西周青铜器的特点。诸侯国的金文较少，特别是缺乏长篇的。到西周覆亡、周王室东迁以后，朝廷势力衰落，诸侯的器物逐渐增多，从而青铜器的地方性日益加强。有些地方出土的金文，字形诡异，文句也不易索解。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青铜器 以晋、郑、齐、楚等大国的最为重要，其中晋国在字形演变和器形的发展上都较为先进。春秋晚年，南方的徐、吴、越、楚等国青铜工艺突飞猛进，生产出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器物，铭文也规整美观，用韵精严。

春秋中期起，青铜器义盛行繁缛富丽的装饰，嵌错红铜或金银的技巧也流行起来。文字的形体逐渐变长。在北方晋国出现一种特殊字体，笔画头尖腹肥，形似蝌蚪，可能就是汉晋人说的“科斗文”，如河南辉县出土的智君子鉴铭文（图12)。南方则常见笔画细而首末如一的字体，还有一种以鸟形作为附加装饰的，称为鸟书（图13)。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继承《史籀》的统绪，形成自己另一种字体。这种字体分歧的局面，是那时诸侯分立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造成的。

战国前期基本上是春秋晚期的继续。1977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的青铜器属于这一时期。出土于擂鼓墩1号大墓的这批青铜器，一共有140 件（兵器未计在内）。最重要的是一套有架的编钟，计有钟64件，每件上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把各件钟的铭文合计在一起，约2800 字。根据铭文研究，这座墓下葬于公元前433 年，死者是曾侯，多数学者认为即文献中的随侯。随国的青铜器是著名的，汉宣帝时曾“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见《汉书·郊祀志》。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的装饰再趋简朴，崇尚素面的器物，铭文也衰落了。这个时期，除少数重器，如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王鼎、壶等外， 所谓“物勒工名”的格式占了主要地位，只记制器的工匠和督造的官吏，字体也多草率。以前文字大多是铸成的，这时则以刻的为主。西方秦国的字体，和东方六国的“古文”相对立，六国字体彼此也有差别，这些问题在下面还要谈到。不过，列国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强烈的，到战国末，青铜器的统一倾向巳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秦代短暂，留下的金文种数不多，常见的是量、权上秦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秦代青铜器是战国晚期秦器的继续，而汉初的器物，包括铭文的字体、格式，又是在秦器的基础上发展的。有的青铜器研究者把范围下延到汉代，对铜镜的研究还可以延长到唐以后。

金文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最重要而与研究古史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下列各种：

首先是关于分封的铭文。如传河南浚县出土的沫司徒

簋（《商周彝器通考》附图二五九），铭文开头记载“王来伐商邑，

（诞）令康侯鄙于卫”。“鄙”训为“居”,“鄙于卫”即居于卫。铭文所记与《左传》定公四年讲的周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是相应的。

另一件记述分封的西周前期青铜器，是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商周金文录遗》167）。铭中详记周王赐予宜侯的物品以及授土、授民的数字，对了解当时的“封建”制度很有帮助。

很多青铜器是为纪念器主的功绩而制作的，其铭文一般要记载器主在什么事情上有功，因而得到君上的褒赏。能称功邀赏的事项很多，不一定限于战功。

著名的武王时器天亡簋（《商周彝器通考》附图二九八），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时出土于陕西岐山。簋铭叙述器主在武王祭祀文王时助祭，得到王的褒奖，因而铸器。类似的由于在王左右执事而得赏赐的事例，还有许多。

器主执事的种类不同，所得的赐予也因事而异。如公姞鬲（《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128）铭云：

惟十又二月既生霸，子仲渔□池，天君蔑公姞

，使锡公姞鱼三百，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

鼎。

公姞是一个女子，因有功而得到三百条鱼的赏赐。考虑到当时是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天气已经转寒，鱼是不易获得的珍品。以鱼作为赐品，在金文中是较稀见的。

1967年陕西长安新旺村出土西周中期器逋盂（《考古》1977年第1期），铭有“格姒后寮女寮奚”等语，我以为是记为内宫选取侍女之事，与常见的金文很不相同。由此可见金文的变化很多，不可一概而论。

有关战争的金文，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上节已提到，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载武王征商，战胜纣王的日子是甲子，与《尚书》《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完全相合。据《逸周书·世俘篇》，甲子日“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千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利簋云：“辛未，王在阑

，锡有事利金。”辛未是甲子以后的第七天，即武王立政后第三天。当时整个战事尚未结束，所以次日壬申又命侯来伐陈。这件青铜器的珍异，可以想见。

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名臣，《诗·大雅》里《崧高》《烝民》等篇是他的作品。兮甲盘（《商周彝器通考》附图八三九）器主兮伯吉父很可能就是尹吉甫。盘铭云兮甲从王征伐玁狁，有所斩获，王赐兮甲车马，并命他管理成周四方诸侯以至淮夷的委积。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认为：“读此铭而周室当时政治之窳败，军纪之废坏，可以见矣。王伐玁狁，而特命兮甲征求成周各国诸侯乃至淮夷之委积者，臣民夷人皆匿藏其贮积，不肯委输也。何以不肯委输？以暴吏之横征，军人之劫夺也。”这一类金文对探讨西周晚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很重要的意义。

1980年陕西长安下泉村发现的多友鼎，也是记周朝与玁狁的战争的。鼎铭22行，278字，详述玁狁侵伐京师，王命武公追击，武公于是令多友率领兵车西追。经过几次交战，所俘战车即在127辆以上，可见战争的规模。这暗示我们，玁狁虽系戎人，并不仅仅是游牧骑射，而是有较高文化的少数民族。

春秋时的庚壶（《商周金文录遗》232），铭记齐灵公时的一次战役，其中说：“齐三军围□，冉子执鼓，庚人门（意为攻门）之，执诸，献于灵公之所，公曰：‘勇!勇!’”描写生动，语言颇近于《左传》。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器中山王鼎和方壶，描述中山伐燕的战役，谈到中山相邦司马赒“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文体则类似《战国策》《史记》。

古人认为祭祀与战争是国之大事。关于祭祀的金文，为数也不少。例如商周之际的我方鼎（图14）（《善斋吉金录·礼二》39页）：

惟十月又一月丁亥，我作御，

祖乙妣乙、祖已妣癸，

（诞）礿

，二女咸服，遣福二□、贝五朋，用作父已宝

彝。亚若。

“十月又一月”即十一月。“御”义为祀，“

”是血祭,“礿

”也是祭名。在祭祀时有二女服侍，祀后得到胙肉和贝的赏赐。这一类金文可用以考证古礼。

周王或诸侯任命臣下，或增授官爵，都要举行册命，受命的人每每铸作青铜器，详载册命的经过，以为纪念。金文叙述册命的很多，最详尽的可以颂鼎和膳夫山鼎为例。如膳夫山鼎（《文物》1965年第7期）铭所云，周王在周图室，由南宫乎引膳夫山入门，站立在中廷，面向北。王命史

宣读册书，命山管理饮献人等事，赐给他玄衣等规定的舆服。山拜谢，接过册书，然后退出，进献觐璋作为报答。这一套仪注和《尚书》《左传》《周礼》《仪礼》等古籍所述，基本是一致的。

由册命金文可以推知当时的舆服制度，即与一定的官爵相应的服饰和车马等项。这是古代社会等级的鲜明表现。

与土地关系有关的金文，历来很受学者重视，但其中有一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讨论。由于这一类金文有好多共同的术语，互相比较有利于做出正确的解释。

近年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的卫盉和两件卫鼎[《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一七二至一七四]。卫在器铭中又称“裘卫”，是周朝掌管皮裘生产的官，相当《周礼》的司裘。铭文分别叙述矩伯与他的三次交易，有的是以土地与土地交换，有的则是以土地或土地上的产品与裘卫的毛裘皮革交换。卫盉的铭文说：

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丰。矩伯庶人取觐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价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麀贲两、贲

一，才甘朋，其舍田三田……

西周时，王举行大阅一类典礼要建起大旗，来与会的诸侯群臣都要觐见，因而矩伯向裘卫取得几种朝觐时候必需的物品。觐璋已见于前述膳夫山鼎，是一种礼玉，两张赤色的虎皮是陪衬觐璋的皮币。虎皮、牝鹿皮饰和有文饰的蔽膝三样，都是裘卫掌管的皮制品。觐璋的价格是贝币八十朋，折合十田；三项皮制品的价格是贝币二十朋，折合三田。这确切证明，土地在那时已可转让，而且有了以货币计算的价格。裘卫青铜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史有深远的影响。

涉及土地制度的金文，还可举出师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盘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叙述法律事务的金文也很重要。最著名的例子应推曶鼎，其间一段最为难解，可惜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述。

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训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二○七]，时代是西周晚期偏早，器盖联铭，计157字。铭文记述伯扬父宣判牧牛的罪状，说他和官长争讼，违背了誓言，应打一千鞭，并施墨刑，现予轻减，赦免五百鞭，其余改罚金三百锾。牧牛重新立了誓言，缴了罚金。文中反映的制度和法律规定，都与《周礼》等文献一致。

两件联铭的琱生簋（《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三三、一三五），既涉及仆庸土田的问题，又与法律事务有关。我们的意见是簋铭所述为周、召两采邑间的纠纷，其地理背景即在陕西的周原。铭中的召伯虎，就是古书中的召穆公，是众所周知的。

另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是古人专为嫁女而作，叫作媵器。媵器的种类，以洗沐用的盘、匜为最多。其中也有长铭的，如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蔡侯申盘（《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图版参捌），是蔡昭侯元年（前518）为大孟姬嫁与吴王所作，铭文可以说明当时蔡、吴两国的政治关系。

又如晋公

（《三代吉金文存》18，13，3），是晋公嫁女于楚所作。作器的晋君，前人多以为是晋定公，我则主张依吴闿生氏之说，定为晋平公。平公以女嫁楚，事见《左传》昭公四至五年。据载，楚灵王派遣椒举请婚于晋，平公许婚，第二年平公亲自送女到邢丘地方。晋楚争霸是春秋史事的重要关节，这次联姻也有明显的政治背景。

不少文献提到古人在器物上有箴诫性的铭文，如《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就记载了一些例子。不过，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性质的铭文。过去曾著录一件“取它人之善鼎”，罗振玉以为是箴的佳例，已有学者指出“取它人”是人名，“善（膳）鼎”是一词，不能读成“取他人之善”。近年在山东莒县发现一柄东周铜剑，有吉语八字，与一般铭文体例不同。看来箴诫性的铭文是存在的，只是为数较少罢了。

最后应附带谈一下铜镜的铭文。现在知道，直到秦代的镜上面还没有发现过文字。以前梁上椿《岩窟藏镜》说战国镜已有铭文，是把一些镜的年代定早了。我看见过一面有四字铭文的四山镜，其地纹较粗，时代应划为汉初。安徽寿县一带出土的蟠螭纹镜（图15），不少有文字，其中有避汉淮南王刘长讳的，年代也是汉初。这种镜铭都是篆书，如：

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

大乐未央，长相思，慎毋相忘。

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

相思愿毋绝，愁思悲，顾见怨，君不说（悦）。

两汉以下镜铭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汉初的蟠螭镜是其最早的实例。

来源：《李学勤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