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天朝帝国的美梦已然幻灭。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传统教育的弊病逐渐显现。中国人的思想急剧变化，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教育思想理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兴办新式教育。从这时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中学生群体逐渐走上教育历史的舞台。
作为一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我有幸见证并亲自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我是一名中学生，就读于广东省第一中学。这是广东声名卓著的中学之一，以历史悠久、办学成绩好著称。广东一中的前身是广雅书院， 创办于清光绪十四年，创办人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校名取 “广者大也， 雅者正也”之意。辛亥革命后，广雅书院改名为广东省第一中学。
民国的中学教育
我们民国时期能够读中学的学生，其所在的家庭应该有一定的积蓄，这样才能维持一个中学生的费用。以我们学校为例，每年每个学生包括膳宿费及其他费用， 约要花费 210 至 250元。而社会上一位低级职位的工作人员年薪也不过几十至上百元， 还不够一个中学生教育费用的一半。所以我的同学当中，出身农工家庭的比例极小，这也显示出在我们这个年代，新式教育的成本相对较高。
中国传统教育中以人文教育为主。对于接受中等教育的学子来说。 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面临着职业的选择。当时教育界关于中学教育是以升学为主，还是以职业教育为要，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我们学校显然希望能够两者兼顾。我们的校长梁漱溟先生, 便积极实施“教学做”合一。在重视学生学业的同时，也重视我们的动手能力。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知行并进，生活共同，实验先河省一中”，唱的就是一中同时注重知识和动手能力的特色。
我们的教授戴曾荫先生，在我们入学之初就给我们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叫《选科问题，亦是将来的职业问题》。戴先生在报告里对我们说：
“农科为近代之急需者也；师范科将来从事粉笔生涯， 此诚开民智之术也； 政治科非有显者之亲， 虽一枝亦难借也；商科须有雄富之资， 经营商业， 熟察时机，始免为落伍者也；工科方今建设方兴，人才缺乏，求过于供，此固优良之职业也”。
戴先生在报告中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在人文学科上，而是要将职业规划拓展到农、师、工、商等其他新兴科目。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更好地让我们年轻人出力，建设国家。这也是我们新式学校的办学宗旨，与以“培养做官”为目的的旧式学堂相比，我们学校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
我们一中在学校管理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项是学生日记的规定。梁漱溟校长亲自规定，一中的学生必须注重写日记, 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写日记。学校每天会分配三十分钟让学生写日记，并由科班主任查阅。学生日记成绩占国文科成绩的40% 。学生日记题材、类别不限，只要能反映学生生活即可, 学习心得、学校 活动、学校特色、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职业的选择等等，都可以写进日记，并由教授组织学生探讨，年终翻印汇集成册。这不但锻炼了我们的文笔，也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大家主动去探索学习之外的社会，还对我们的综合能力培养大有裨益。
我们一中于1922年颁行新学制, 将清末的体操课程改为体育课, 成为新式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体育法》规定:
高中或高中相当以上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修课， 与前经公布之军事教育方案同时切实奉行。如无该两项功课之成绩， 不得举行毕业。
在我校的课表上，体育作为必修课，占了1个学分。体育成绩与操行成绩和学科成绩为考查学生成绩的三个主要方面， 成绩不合格者会被休学 。我们年轻学生也普遍认为运动是现代学生所应注重的事，对学校将体育定为必修的功课，也是十分的支持。我们在课余之暇，有练习篮球的，有练习足球、排球的，在我们学生们看来, 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个人事务，对于自清末以来，外敌频频入侵的中国来说, 国家的强弱与国民体魄强健与否直接挂钩，因此重视体育也成为我们民国时期学生的普遍观念。
民国中学的社团
我们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校生活是多层次、多类型、多时空的综合体，课外活动是学生生活的重要构成。我们一中的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孜孜不倦地奋发求学，还会在课余之际，根据兴趣所好，选择各种学术研究会，以此巩固学业。
以我们一中为例，学生自发成立了类别繁多的社团，但凡学生对于常识及学业上有一切疑问，社团莫不加以详确讨论，并利用课余时间，为科学之研究，同学获益者甚多。像我们一中，科学研究团种类较多，有理化研究会、生物学研究会、无线电学研究会等等，并能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之中。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社自一九二七年起就自制无线电机械，每周六、日播音和科学讲演，就是在我们广州郊区也可以清楚地收到。
我们一中的生物学会，一个学期便采集昆虫类三十余种，其中爬虫类、两栖类各数种，植物方面凡五百余种。除羊齿类较多外，有十余种罕见之植物尚未能确定学名，后来送请科学社研究所，采集的各物均制成标本，陈列生物标本室，可谓收获颇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搜集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标本，也因此增广见闻，发现了很多尚未知名的植物种类。
我们一中也有很多文艺类社团，包括书 法研究会、国画研究会、西画研究会、摄影研究会、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 话剧社、平剧社、国术研究会等等，会涵盖美术、音乐、武术等内容。
我校的国剧社开办得有声有色。喜爱戏剧的同学集资购买乐器，每星期六下午同学们便将单皮、铙钹、小锣、大锣、堂鼓、胡琴、二胡、月琴都带到学校里来，并聘请了专业老师指导排练。我们一中的国剧社排练演出的京剧《法门寺》、《二进宫》、《坐宫》等等剧目，在学校的演出中大受师生们的欢迎，很多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对京剧更增加了兴趣。
除了类型多样的体育活动，我们中学还设置了娱乐休闲类社团，以此愉悦身心，增广见闻。我校的旅游社，每逢假期便组织出外旅游，旨在开阔同学们视野、增长见识。在旅游中，学生们不仅参观野外风景，也体察民情，实地考察人们的生活，借此开阔学生的视野。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
“学生为社会服务，这也算是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
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之中，我们中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挑起时代重任，也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
我们中学生作为学校体制中的中坚分子，对民众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这个时代，义务教育尚未普遍，很多儿童到了学龄没有学校可入，成年人的文盲比比皆是。我们当时发了一个宏愿，要用同学们自己的力量，为扫除文盲、救济失学尽一份责任。我们的扫盲社创办之初，只有两间教室，经费的来源大多都由同学们捐助。大家在省吃俭用之余，愿意拿钱捐助办义校，真是难能可贵! 担任教学的都是本校同学，他们不只出钱出力，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做，争先恐后承担民众教育的任务。
课外生活作为课内教学生活的延伸，其作用不言而喻。学生社团生活作为主要的课外生活内容，对学生影响深远。社团生活不仅可以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服务情操，其意义与价值不容低估。民国时期中学的社团生活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学生主动组织、积极参与，书写了一幅生动而多样的生活画面，就是对将来的学生社团建设，仍有可借鉴之处。
中学里的职业教育
民国初期的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学制主系列”的补充到纳入“学制主系列”之中的过程。1922 年“新学制”将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成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普通中学职业课的创设，兼顾了学生的升学与就业，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多留地方伸缩余地”的方针为各地适应区域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创造了条件。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中学堂章程》等学制文件，借鉴德国中等教育经验，实行文、实分科，规定在学制主系列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之外，开设与之平行的实业类的各级学堂，通过增加实用科目，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为社会培 养急需的实业人才。这成为民国职业教育正式创设的先声。
民国政府的学制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之外，又设立了师范类和实业教育类两类学校。其中，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职业学校施简易之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
进入二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劳动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也催生了大量新的职业。这种社会转型使中国出现了对专门职业人才的巨大社会需求，也成为民国初期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爆发，西方教育思潮传入中国，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冲击。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科学教育思潮在中国异彩纷呈。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抨击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产的体制和课程内容，主张教育应关注 经济需求和人民的生计问题，积极宣传和倡导职业教育。
我们一中是最早一批执行政府《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学校之一。我们在施行普通教育之外，兼设农、工、商、师范、家事等职业课，将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并通过课程改造，对职业教育实施予以保障。职业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实际参观实习，如 学习银行业的则令参观银行，学校邮政的学生则令参观邮局，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通过教育而获得一技之长，培养直接从事农、工、商、船政等各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使学生既能准备升学，又能尽快就业，充分体现了中等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条件，并使中学教育成为学生与社会之间相互联通的重要桥梁。
民国中学生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忠君”“尊孔”等封建礼教思想， 实行单向灌输的教育管理模式，把学生作为被动受 训者，培养出的学生缺乏思想活力，缺失个性，创造力不足。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教育理论。梁启超认为，国强必须教育强，旧式教育管理思想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必须对旧式教育进行国民性改造，提出培养的学生应具备“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 特质。
《教育世界》、《学部官报》等期刊也广泛宣扬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理论和实践经验，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提出中国应加强对学生“自治”能力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应更加注重 涵养学生的德性，引导和教育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 因此西方启发式教育和注重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方法， 逐渐深入到中国教育界人士的思想理念中，出现了高校“以生为本”的管理思想。
“国父”孙中山认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性别上的区分。教育做强了，人民的综合素质才能得到 提升，才能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合格人才，促进社 会向前发展。教育对象没有不平等之说，教育方式 方法应注重因材施教，提倡学生自治，才能“养成真正共和民国”。
学生自治组织作为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养成“被治的习惯”，而民国是要学生养成“自治的能力”。他认为，学生自治能够培育学生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的能力，辅助学校学风纪律的管理， 促进学生自治经验的积累。在这样的氛围下，各个个学校纷纷设立学生自治组织，扩大学生自治权，学生的部分事务由学生自己操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本”管理思想。
我们学校的校长梁漱溟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校长的身份自居，与学生之间亲如家人，时刻把学生的诉求摆在重要位置。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课堂氛围融洽，学生和教师之间没有隔阂，可以自由探讨学术问题。
我们一中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关心每一位学生，注重发展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同时对一些家境贫寒的优异学子，会免去他们的学习费用，并提供勤工俭学等各种方式给予他们在校伙食补贴，助其完成学业。
我们一中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社会捐款。为了保证学校办学经费的稳定与充足，从校长到老师，都积极争取社会资金支持。我们中学经费由校董事会负责管理，经费的开支不是学校个别领导同意或批准就能决定的， 而是需要经过董事会的最终审核并同意。在实践中，董事会注意合理使用经费，尽力节约使用经费，避免经费使用中的因公徇私，以保证中学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为了打造优秀师资队伍，学校努力从各地聘请水平高、素质好的教员。为延请学识渊博的优秀人士到校任教，校领导经常亲自登门拜请，直至对方允诺。我们的梁校长曾为了挽留一位优秀的老师而长跪不起，在教育界传为佳话。
学生生活是人生中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中学教育又在人生中位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民国的中学教育和中学生活，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演绎了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图景。
作为民国的第一代中学生，我们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民众教育的启蒙者，是进步思想的践行者，还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加速了时代的变迁进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我们接受了新式教育，也接受了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的思想，表现了进步青年对时代的追求，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
在国家危亡之际，冲在前面的，总有我们民国学生的身影。我们接受了新式教育，具备了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民国新式学校教育带给我们的财富，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件五四运动的核心法宝。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作为新时代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我们民国中学生会用我们的表现，向世界宣告：“试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谁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