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颠覆传统认知：从东周列国纷争走向秦朝中央集权是必然还是偶然？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秦始皇的生平，有一年极其特殊，即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后，丞相王绾上奏说最北之燕、最东之齐、最南之楚，离秦都咸阳甚远，应封皇子为王以便统治。

秦始皇把这个提议交给群臣商议，所有人都同意，除了廷尉李斯：周朝建立之初分封诸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吞并，周天子也无可奈何。现在好不容易把诸侯国都清理干净，改成了郡县，只要给功臣诸子赏赐即可，他们也不敢乱来，大家都安分守己，管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秦始皇的决定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还不是因为这些诸侯？现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再分封的话这世界还能太平吗？李斯的看法是正确的。

秦始皇的旨意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仗打得时间太长了，人们都承受不住了！

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写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秦朝不仅有武力强大，还有“天下之士”的拥戴，这是为何？

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天子不受重视，五霸时代已过，诸侯们争斗不休。按照《过秦论》中的说法推算一下，“周室卑微”始于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1年），至秦一统六国，已有五百多年。从战国起点的“三家分晋”开始，已经过去了将近二百年。也就是说，不只当时活着的人没有安稳的生活，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如此！

而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组织，将秦国变成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也有一百多年了，秦国子民一直被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之中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之久。

扭曲的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涉及如此广大的地区、庞大的人口，并且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的战争。近代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中国人民伟大抗战持续了十四年，从时间上来说与春秋战国相差甚远，英法百年战争说是百年，其实是打打停停。

“五霸既灭”之后，没有有效的国际秩序可以约束国家间的战争。当时的国际秩序是由纵横家决定的。“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是为了应对秦朝崛起而出现的两种政治策略。

“合纵”主张六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抵御秦国。秦国之大，也不过六国之力，其实齐、楚两国联合已胜过秦国，但齐、楚离秦相距甚远，抗秦急迫性不高，所以“合纵”的首要参与者是与秦相邻的韩、赵、魏三国。

“连横”则恰恰相反，认为东方诸国应积极争取和秦国结盟，若能与秦国形成东西横线联盟，则可获得安全发展的保证，也可借此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许多游侠、谋士为了应对这个庞大的外交问题，四处游说，勾心斗角。战国时期的游士、谋士，是封建宗法体系崩溃的标志，没有“士”以上身份的人，从孔子开始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学会了理解国家事务的知识。即使不是贵族，也可以面见国君，出谋划策，从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游士、谋士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春秋至战国的巨大变迁。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有可能逆袭为“相”，更夸张的是，苏秦居然可以“佩六国相印”，这是以往连贵族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封相”为终极追求。他们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成为一国之君。苏秦能够“封相”，足以证明他的野心是无边无际的，这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特殊机会。

这些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能言善辩者周旋于诸国之间，进行“合纵连横”的游说，在国际关系中埋下了更多冲突的种子，让国家之间充满了变数，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数百年的混乱和斗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扭曲，让人人都疲惫不堪。

儒家的普世价值

各国为何不能达成相互遵守的停战协定？正是因为有了封建制度，有了列国，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和平，得想出一种与封建制度截然不同的新办法。李斯讲的是封建制度的基本问题，即亲族的关系经不起岁月的考验。第一代兄弟相亲相爱，五代十代之后，亲族之间就只剩下名分，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就像陌生人一样。

封建制度虽已崩溃，但观念难改。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本的王官学变成了儒家，不但得以延续，而且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儒家的一贯原则，就是要坚持“礼”，这就是周公建立起来的制度，从私到公，从家到天下，以礼贯之。

孔子以其特有的智慧，使王官学特别是“礼”抽象化。礼是一种普世的人伦原则，超越了贵族的局限，成为人的普遍价值。儒家把封建制度变成了一种社会秩序，人人“无所遁形”，每个人都接受礼的指导和规范。礼具有普遍性，以礼为基础的主张也必然带有强大的普世价值。

秦人、楚人、齐人之上，是“人”。其影响力所及，春秋战国的诸子，除了法家、纵横家以外，基本上都在谈论“人”，而非秦人、楚人、齐人。

让列国永世共存，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被真正倡导过。这是秦一统六国的前提条件，也是从春秋到战国延续数百年战争的原因。数百年来，天下的概念从未消失过，所有人都应当融入到一个整体中，这种信仰从未被动摇。这是一个国家向外扩张的动力，同时使每个国家都有危机感。谁也不相信风土人情不同的国家，能够划出一条安全的分界线，形成一种互不侵犯的国际秩序。

最贴近这种理想状态的，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至治之极”指的是终极理想，是最难以达到的境界，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打破现有局面

经过长期的战争，到了战国末期，一统天下的思想和记忆不仅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被儒家描绘得更加美好。这种思想有效地阻止了以割据天下的局面来解决问题的主张。虽然“天下共苦斗不休”，但还是要以天下为前提，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

儒、墨、道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内心并不是要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而是要打破现有的局面。

战国时期的铸铁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战争的需求形成了强化循环。随着武器铸造速度和质量的提高，战争的激烈程度也就越来越高；随着战争的持续，对武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促使铸造技术和工艺不断改进。

这势必加剧各国之间的冲突。铁矿和煤矿并不是到处都有，森林也会被砍伐一空，工匠有腿有脚可以到处跑。要想发展或保持现有的生产规模，就必须不断地寻找和控制这些资源。在运输、贸易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武力占据就是最好的办法。占据有铁矿的地区、森林茂盛的地区、一座拥有铸铁技术的城市，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因此，使地理上的各种因素都集中到一个国家，就形成了统一的推动力。

商业发展是另一种推动力，特别是货币经济。为了摆脱复杂的以物易物形式而出现了货币。不过，想要让货币具备交易功能，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人们信任货币的价值，二是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兑换手续。

当货币被使用后，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将货币推向单一化。官方发行的货币越稳定，那么就越好用。有分歧就意味着麻烦，多一种货币就意味着多一次兑换，多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百家不再争鸣

从儒家所坚持的“天下”的观念，到工商业的发展，可以看到看似分崩离析的战国时期，实际上有着强烈的统一期待，而商鞅所开创的法家改革，则赋予了这种期待一种客观的实现形式。

两千多年以前，商鞅就很明白，法最大的漏洞是：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不用受到惩罚。如果有人可以违反法律而不受惩罚，那么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也就难以保持其效力。连坐法就是用最强硬的方式，把犯了法而不受罚的可能性最小化。

连坐法，并不是商鞅最早提出的，他是用管理军队的方式来管理所有人，让犯法者无法逃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商鞅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不仅关注法律的制定，而且坚持法律的执行，使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法律的约束。

儒家、道家都在想办法改变人的内心，而法家则注重人的外在行为，追求行为的统一。大家相互监督，确保大家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套方法就是要让你不管内心怎么想，但外在的行为必须保持一致。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其中一个前提是能够强制使人们的行为统一起来。只有达到一个标准，才能称为“正行”，才被允许，才不会受惩罚。梁惠王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怎样才能使本国百姓不逃往他国，而把他国的百姓引到我国来？孟子的答案是实行“仁政”，只要国君善待百姓，百姓就不会离开。

商鞅的解决办法，依然是“连坐”。人们互相监督并鼓励揭发，你想逃没逃掉，那就悲剧了。不仅如此，法律还要求人们勤勤恳恳地耕作，不努力的人会被街坊举报，而告密的人会因此加官进爵。最坏的情况下，你被征召参战或服劳役，你的土地就归邻居了。

人们被束缚得很紧，无法自由地迁徙。秦朝废除了个人主义以及大部分的自由，人们只能完成既定的工作，像一枚小小的螺丝钉一样生活。

因此，在诸家论战中法家迅速占据上风。法家的学说实际上是后起的，没有完整而细致的理论。法家依靠的是秦国的力量，秦的成败，即是法家的成败。渐渐地，原本的百家争鸣就开始收敛，一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秦始皇期望的永久

秦始皇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完成了比三皇五帝更大的伟业，找到了可以跨越时空、永恒统治的秘诀。他将之前的头衔全部排除，创造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皇帝”。

历史上，天子、国君去世后，后人会根据他们的功过给予一个“谥”号。秦始皇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死了之后还要让后人来评判，所以将其废除，他要有自己的称号“始皇帝”，而且还把后世的称号都想好了：“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原本周朝的封建制度中，周天子是“大宗”，在亲族宗法中仍负有规定的责任；贵族对周天子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国则是“大宗”。在封建宗法制度中，责任和权力都是相对的，由固定的礼所约束，而非个人的主观意愿。

法家完全颠覆了封建宗法的制度。从申不害到韩非的理论，都是在不断地提升国君的权势，让国君和其他人拉开距离。国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君和臣之间，君和民之间，只有君一个人高高在上。在法的监视下，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人，只有君高于法，是法的最高掌控者，但却不被法所束缚。

天子处于封建统治地位的顶端，下面有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人，皇帝不同，高高在上且必须与众不同。他自称陛下，只有他能这么称呼自己；他对臣下的指示叫“制”，对百姓的命令叫“诏”。基本上，跟皇帝有关的东西都要起个特殊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皇帝是单独的一类。

帝国的优势和隐患

中国王朝政治的根本问题，在秦朝就已经确立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国家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哪怕是最有野心的帝王，也不可能独当一面，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帝王是所有权利的来源，权利的分配都由他来决定，所以越是接近皇帝，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利。任何制度化的安排，都会产生距离，所以臣子和皇帝的关系，远不如那些服侍皇帝的亲信。

这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宠臣和近侍为了得到皇帝的信任，会互相勾结或争斗。

二是帝国的扩张会导致失控，秦始皇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决心，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中央。但是，地理距离的问题很难用集中的专制制度来解决。显然，越是远离中心，越是难以控制。

汉朝初期曾尝试封建和郡县并存，将功臣、亲王分封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统治。司马氏建立了西晋，也曾分封皇族。但汉朝的分封却在“七国之乱”中结束，而在西晋则引发了“八王之乱”，这就表明分封与帝王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权力的分散往往会以“乱”告终。

秦朝所确立的统一国家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存在着落差。数百年来“共斗不休”，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国家，这让秦始皇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不过，要想控制这么大的一片国土，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都不是很完善。

这是一个早熟的帝国。早熟就缺少很多可以有效地使如此庞大的帝国运转的环节，从而导致了很多内部问题。这些问题与皇帝的能力无关，而是体制的缺陷，反过来讲，这种内部的缺陷也只有靠一位强大的帝王，才能让体制运转起来，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统治体系崩溃。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有不同的观点，即非法家一家独大，应尽可能地包容，使各派的主张在一个架构之下彼此妥协，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秩序。

由于秦国内乱，吕不韦倒台，李斯执掌大权。这其中的差距不能小觑，从《吕氏春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不韦的政见是包容的，而李斯则几乎完全站在了法家的立场上，主张摒弃一切非法家的观念。吕不韦若不是失去了权力，他的想法将会使秦国的统治制度发生极大的变化，进而使中国的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建立起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体系并非必然，也不应被看作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宿命。一切的历史发展，都有其机缘巧合，都存在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