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巡视制度的优势

巡视制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巡视制度是皇权从中央向地方延伸的触角，直接隶属于皇帝，对皇帝负责。这种垂直领导关系得到了法律认可，使巡视人员既有权威又具独立性，从而能够纠正地方官员的错误行为，肃清吏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巡视制度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组织上。虽然皇帝经常派遣使者巡视，但中央也设有专门的机构和职位，专门负责巡视事务，比如中央的察院和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作为专职巡视官员，出使地方，调查地方情况，考察官员的廉洁与政绩。尤其是在武则天时期，每年都会进行定期巡视，这使巡视制度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巡视制度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官员的选任上。皇帝亲自派遣的使者，是皇帝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巡视的事务和地方都是皇帝特别指定的，不受行政机关或地方官员干扰。从贞观年间到开元时期，中央派出的监察御史都由皇帝亲自敕授，贞观年间的次数较少，到永徽年间逐渐增多，开元四年（716年）时，所有监察御史都由皇帝敕授。皇帝亲自选任体现了对监察御史的重视，这种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行使独立巡视权的能力。

最后，巡视活动的独立性还体现在汇报程序上。监察御史在弹劾官员违法行为时，不需经过关白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可以直接弹劾。虽然唐初曾有御史弹劾关白御史大夫的制度，但持续时间很短，因为御史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具有独立的监察权。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巡视制度仍需依靠皇权支持。相比秦汉时期，唐朝的巡视制度已经有了相对独立性，作为监察机构存在，不隶属于行政机构，从而在官僚体系内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使异体监督成为可能。在皇帝的支持下，巡视制度发挥了实际作用。

巡视类型的多样性

唐朝的巡视制度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类型丰富多样。纵向上有中央巡视和地方巡视，横向上有皇帝亲自巡视和派遣使者巡视，还有中央最高监察机构派出的监察御史巡视。到唐后期，中央巡视监察地方的方式更加多元化，除了派遣使者外，还有固定化的使臣巡视。

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巡视在前朝较为少见。中央巡视制度与地方巡视制度互为补充，不定期派遣使臣和定期派遣监察御史相互配合。无论是皇帝派遣使臣还是中央派遣监察御史，巡视时间短、任务重、内容复杂，对于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官员来说都不够充分。通过互相补充，这种巡视制度不仅提高了监察效能，还克服了地方官员可能出现的虚假监察或失职现象，使贪官污吏能够及时受到惩处。

巡视制度的多样性也反映出正式官制作用的逐渐削弱，中央对地方权威的下降，因此中央通过多种途径控制地方，加强管理。在不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派遣使臣进行巡视成为最便捷有效的方式。

巡视活动的权威性

皇帝亲自出巡的权威无需多言，而派遣使者巡视，由皇帝亲自授予权力，自然具有极强震慑力。巡视之所以权威，是因为它对国家管理至关重要。唐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央需要可靠真实的信息来作决策，仅依赖地方官员上报是不够的，且可能存在虚报或隐瞒情况。因此中央赋予巡视官员极大权力，以便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

皇帝赋予巡视官员超出一般官员的权力，既是为了统治百官，也是为了中央有效监察地方。在古代中国，皇帝处于权力顶端，中央政权是权力中心，国家事务大多由中央发起，而地方负责执行。政策的落实依赖地方官员，如果执行不力或有意违规，再好的政策也无法落地。因此，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权模式必然要求巡视官握重权，监督地方、监察百官，实现中央集权，同时保证政令顺利执行。

唐朝巡视制度的缺陷

尽管唐朝巡视制度相较前朝有许多优点——设有专门机构、职责明确、有法律保障，对宋、明、清制度影响深远，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有的是封建专制社会固有问题，有的是唐朝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环境造成的特殊问题。这些教训在完善现代巡视制度时值得借鉴。

巡视制度的运行受制于皇权

唐朝巡视制度建立在封建皇权基础上，因此有固有缺陷。巡视使臣是皇帝的耳目，权力来源于皇帝。他们在巡视中虽有一定独立性，但仍受制于皇权。巡视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和君主权力，因此巡视官员的选任、职责分配和巡视结果的处理最终都由皇帝决定。

唐前期皇帝开明，重视巡视制度建设，巡视官员能够依法监察地方，查处不法官员，收集有效信息帮助中央决策，使巡视制度发挥最大效能。唐后期皇帝昏庸，偏信奸臣宦官，再加上藩镇割据，巡视制度难以执行，监督职能大幅削弱。历史显示，巡视制度与皇权密切相关：皇权强大，巡视职能完善，吏治清明；皇权薄弱或不支持巡视，巡视效能下降，朝政混乱。

巡视官员权力过重

巡视官员不仅负有监察职责，还掌握司法、军事和治安等权力，能够处理人事、经济、军事事务，权力过重。唐后期，采访使被授予管理刺史的权力，虽然有诏令限制干预地方事务，但随使臣固定化、长期化，干预地方政务不可避免，使巡视职能逐渐丧失。原本临时派遣的巡视官演变为地方高级行政官，将地方两级行政变为三级，而最高一级行政权力并非法律明确规定，这对地方行政和中央集权有负面影响。

此外，后期兼官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后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史或经略使多兼观察使，使中央与地方间隙加大，地方自主性无限扩张，为唐朝覆灭埋下隐患。尽管后期试图用巡视强化中央集权，但朝廷衰败不可逆，即便赋予巡视官更大权力，也难挽回唐朝灭亡。

巡视制度对已有制度的冲击

大部分使臣由皇帝直接任命，直接向皇帝负责，能力出众且忠诚，如宇文融、刘宴等，皇帝喜欢派他们处理事务。唐朝政治、经济、军事不断变化，但官制未能跟上，导致皇帝依赖巡视官代行原本编制人员职责。巡视活动逐渐偏离初衷，原本灵活机动的优势丧失，转而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削弱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

后期，使臣职权逐渐重要，甚至与正式机构职责发生冲突。张国刚认为唐后期出现“以使为实，以职为号”的新制度，使臣掌握实际权力，而原有编制职官与实际权力无关，使臣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