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藏书轶事
在津门众多的私人藏书家中，陶湘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藏书多达30万卷，然而却集于自身，又散于自身。他的藏书经历约有30年，是聚也匆匆，散也匆匆。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生于1870年，江苏武进人。历任京汉铁路机器处总办、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北京交通银行总行代总经理等职。
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本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9位著名学者。陶湘从1926年始担当故宫图书馆编订之任，编纂殿版书库存目，历时7年。1932年谢职家居，致力纂述工作。
陶湘1912年赴北京，1922年迁居天津。他的藏书、校刻书活动大都在京、津两地进行。1934年由天津迁居上海，1940年初病逝。
广聚善本
陶湘大半生从事实业和金融业，在争逐利场之余暇，寄情于图书，自言“生平于缥缃外，无他嗜。”因而被称为商场俗世之雅人。其兄陶珙、弟陶洙均有藏书之好，兄弟间常展卷摩挲，乐在其中。后入近代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门下，受其指导，极力购藏、校勘和复校旧本。尤其结交傅增湘、罗振玉等藏书家后，更是受益匪浅。光绪末年，陶湘开始广泛收集明人集部及清代野史之类书籍，接着旁及钞本、校本，上溢宋、元本。一旦遇到孤本、善本，不计价格，一律收购珍藏。
为收集宋版精品，陶湘不仅在京津两地书肆访求，而且还向南北方的书贾求购。数年之后收藏宋版精品达40余种，均为罕见珍本。收藏到宋代刊本《百川学海》之后，陶湘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百川室”。
由于宋代版本存世有限，且价格昂贵，陶湘将藏书范围逐渐扩大，开始着眼于明代的名家精刻和清代内府刻本。进入民国时期，宋元版书存世屈指可数，价格高昂，极不易聚集，而明清时期刻本存世尚多，且不被世人所重视，价格相对低廉，故收集较易。到陶湘40岁时，藏书已相当丰富。他将藏书室取名为“涉园”。据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记载，陶湘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当时陶氏涉园藏书极富、刻书尤多，已闻名遐迩，陶湘本人也已跻身于大藏书家之行列中。
陶氏藏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的大宗。第二是嗜好毛氏汲古阁刻本、闵氏套印本、武英殿本，开化纸本等，所藏都是海内一时之冠。第三是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尤其重视装潢的美观。
陶装涉园藏书不仅版本精致，而且装帧精美。书籍入藏之前，陶湘总要亲自检查、整理、重付装帧。“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知为陶装者。”“一本辄兼数本，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摹印之清朗者，以及序目、题跋，必遴其完善无缺。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装订之费比书贵”、“求其旧式尚存”。这些细节，足见陶湘藏书讲求精、善、美。此外，陶湘对藏书爱护备至，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被书林誉为“陶氏书套”。
据陶湘之孙陶宗谦回忆，陶湘当年与天津文运堂经理王朋九关系密切，经常从该店购书。购来的书籍集中在天津解放南路奉化道的一套宅院内修补、装帧。请来的良工巧匠中有一位人称“小杨子”的杨永维，就是天津文庙的裱糊行家，陶湘购来的书大都经他裱装。该宅院中晒书的情景，陶宗谦至今记忆犹新：遍地白花花的一片，书香飘逸，令人若置身书海而心旷神怡。
增益校勘
丰富的藏书为陶湘校勘创造了条件，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刻书不但可以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经他校勘的书籍，几乎红笔圈遍，用心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有时还与缪荃孙、傅增湘、罗振玉、章钰等人互出所藏，商讨雠校。经他刻印的古籍，不但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
从1921年至1931年，涉园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赀养刻工。”陶湘由藏书转入刻书，可见其目光远大。
陶湘校刊的典籍主要有10种：双照楼宋元本词、缪藏明抄本《儒学警悟》、宋咸淳本《百川学海》、“陶本”《营造法式》、《唐开成石经》及《武经七书》、《託跋廛丛书》、《涉园墨萃》、《百川书屋丛书》、《喜咏轩丛书》、元明戏曲6种等。
关于“陶本”《营造法式》，陶湘长孙陶宗震在他所著的《陶本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校勘出版始末记》中说，陶氏校刊本“不仅在内容上勘校考证尽可能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刷等方面已非常考究，故又称‘仿宋刻本’，在彩色套印方面则为前所未有之创举。”陶氏校刊本“成为近代研究宋以前古建筑的可靠技术专著，在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者中引起极大的重视，‘陶本’刊行后，受到欧、美、日等国外汉学家及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之学者极大的关注，纷纷与陶湘联系探讨，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由此原北洋政府代总理、曾主持民国初年北京市政建设的朱启钤倡议成立营造学社，陶湘为三个创始人之一。
1934年陶湘寓于上海后，经济日窘，刻书难以进行，便将历年随时录要、记载、编辑的重要书目完成，以铅字排版印行。
1939年，陶湘将历来收集的石印和玻璃板印行的有关金石、图籍、字画、墨迹等，亲自检查整理，重付装潢，汇集辑录完成拾帙，名曰《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帙》，并附有目录、图画。
陶湘临终前先后完成了《溧阳陶氏迁常支谱》之最后修订，此为研究我国谱牒之“样本”。另有考订清代殿版内容的文章《清代殿板书始末记》等，都是嘉惠后学之举。
陶湘致力于校勘、整理、刻印古籍，为的是保存“国粹”。北京曾名噪一时的老书店修绠堂是中国书店隆福寺店的前身，1915年由孙锡龄和孙诚检父子创办。开业时资金短缺，陶湘从资金和货源上给他们极大的帮助。还把家中数百卷藏书交给修绠堂代卖，又专门请人刻印了宋、元47家诗词交书店出售，支撑了修绠堂的最初局面。5年之后书店获利甚厚。后来修绠堂售书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经销董康、罗振玉、徐乃昌等名家的新刊古籍。
1930年，陶湘60岁诞辰，章钰作诗为贺，诗中有“书福与墨缘，从此到耄耋，传人即传己，早得长生诀”句，是对陶湘奋斗终生，使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精神的褒扬。
陶湘生前曾教导儿孙：“非敬，无举事之体；非恒，无以集事之成。吾生平于刻书略有成就者，赖此二字之力耳。”一敬，一恒，成就了陶湘。陶湘刻书校勘精审，诓正阙疑，精审细刊，表现出他的敬业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窘散珍藏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甘苦。
陶湘60岁时夫人逝世，家务无人照料，又不善理财，专事刻印古籍，入不敷出，难以供养子女读大学，家境每况愈下。于是他开始出售藏书，同时继续刊刻古籍，以维持生计。
1933年陶湘将殿本及开化纸本卖给北京文友堂书店和直隶书店。汲古阁刻本和闵氏刻本最终售与好友、伪满银行总裁荣厚，这批精本在伪满覆灭后散佚了。
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陶湘藏书，海内外知名，大都争相购买。涉园所藏丛书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囊括而去。所藏殿本中有关平定各省的方略20种，分别售与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
近代著名作家郑振铎非常重视版画的收藏，因为明代后期中国的版刻艺术吸收了西方铜版画的某些技法，最典型的表现在《程氏墨苑》中曾复刻出利玛窦赠送的西方宗教画，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范例。当得知陶湘有所收藏，曾亲自赴天津拜访，并终日细阅该书，抄录书目而归。劝陶湘万万不能出售彩色《程氏墨苑》等艺术珍籍，因为这类书籍无论在版刻史上还是在美术史上都是颇具影响的。不想，陶湘迁居上海后继续售书解窘，藏书几乎散尽。郑在上海立即托人将《程氏墨苑》购得，并视为“国宝”。郑同时购得的珍籍还有明万历年间刊本、李卓吾评传奇书5种：《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等，均被郑氏评价为“图版精良，触手若新”之杰作。
涉园最后一批押在盐业银行的古籍是以明人文集为主的明版书，共80余种，后被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该馆是涉园旧藏善本书在台湾最大的收藏地。此外，散存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涉园藏书，如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东方图书馆等皆作善本收藏。
涉园藏书的散佚，正如陶湘在《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所言：“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衰”。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历代典籍不能得以保存，陶湘自己也万万没想到数十年辛苦竟付之东流。
聚散匆匆
聚物藏珍，苦中有乐。陶湘一生耗费心血只为书。20年光阴竟聚起30万卷巨书，不可谓不辉煌。其识见、智慧、胆魄、毅力不能不为世人赞赏，可谁能料到不到10年就散去呢？
1939年抗战初始，陶湘得知子女要为自己70岁生日祝寿，极力戒止：“余何人，老拙无能，古稀曷贵，何足言寿；今何时，烟尘遍地，国难未纾，更何心言寿。虽然人子思娱其亲，恒情也。余平生志趣，惟书是嗜，初则收书，继则刻书。承当代通人不弃，小有因缘。不无可念”。1939年8月23日，上海《申报》刊载了陶湘70寿辰时将亲友之寿礼悉数折资移赠建设上海灾童教养所事宜。德者仁也，当年除夕，陶公带着极大的悲痛和遗憾与世长辞。
据陶湘之孙陶宗琍女士提供，陶公临终前，珍藏大部分散去，而利债亦已还清，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板等，共12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于右任先生认为，“仿古木板，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经于右任向当时的内务次长许修直介绍，经古物馆会议核准，由国家保管，又经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蒋复聪估价办理，决定按半价发还陶湘。进行之中，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辍。陶湘在遗嘱中交代：“待事平之后（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办成则有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万勿可使之废置遗弃殊可惜也。”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愿，他在遗嘱中教育后人，不论有无回报，也应“公藏世守，万勿弃置”。
抗战时期，日本人想收购天津交通银行遗存的精本及书版，遭到了陶湘儿子们的拒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陶湘长子陶祖椿等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剩余的藏书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捐献给北京图书馆。随后，又将天津交通银行库存约40箱书版捐献国家。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别具慧眼识典籍，无奈聚散两匆匆。”是对陶湘涉园藏书经历的概括。在中国藏书历史长河中，陶湘先生是一颗流星，虽瞬间即逝，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一束色彩斑斓、绚丽夺目的光带。（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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