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禅？“拈花微笑”的故事说的就是“禅”。大梵天贡献金婆罗花，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诸菩萨弟子皆默然无语，这时候，唯有大迦叶破颜微笑。佛陀知他心有所悟，便告诉诸菩萨弟子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种以心心相印为特征的“实相无相，不立文字”的体悟法门就是禅，禅之为禅，贵在自得、不说破，摩诃迦叶就是禅宗宗奉的西天第一祖。

天竺佛教禅法自东汉时期就陆续传入，十六国时期有著名的中天竺禅僧佛驮跋陀罗来到中原，翻译经典、传授禅法。但是中国禅宗之确立，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来到中华的菩提达摩，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传授弟子慧可等人衣钵与心法。

一、菩提达摩与梁武帝

菩提达摩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从唐代的《续高僧传》到后世的各种僧传和《灯录》，关于他的身份、来华年代、交往行迹都异说纷纭、错讹百出。仔细思量，也难怪，以“不立文字，心心相印”为宗旨传授的法门，不像那些到中华后就翻译经典、讲论经义、广泛交往授徒的异域僧人，菩提达摩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同更多的信徒等人群交往，所能留下的交叉性资料自然就很少。而产生于后世的很多僧史文献又免不了附会成文，自然就会闹出错讹百出的记载来。

综合各种文献，可以推断菩提达摩是南朝宋时来华的。菩提达摩，出身于南天竺婆罗门种姓，据说他是南天竺一个国家的王子，他的父亲名叫香至，所以又把这个国家叫香至国。菩提达摩有三兄弟，只有他具有潜在的修道智慧，所以到南天竺传教的东天竺高僧般若多罗传法于他，并且吩咐说：“吾灭后六十年，当往震旦行化。”

般若多罗去世后，菩提达摩在南天竺香至国传道多年，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搭乘商船，到达南海（今广东省广州市）。菩提达摩到达广州后，从南朝宋升明三年（479）到梁大通元年（527）这段时间的行迹不是很清楚，可能就是在广州等地传教。

按《续高僧传》的说法，当时佛教盛行的具体情况为：“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就是说，讲经说法、辩论经义、论机锋、提话头是当时僧界和王公贵族、文人学士最感兴趣的事情，所以菩提达摩这种从入定与静默状态中得到佛法启悟的方式，只能招来讥讽和不理解，是可以想见的。

大约在梁大通元年（527），南海刺史萧昂上表向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推荐菩提达摩，于是菩提达摩得以来到建康，得到梁武帝召见。

梁武帝萧衍对于佛教之痴迷，史家多以“佞佛”称之。他以帝王身份积极参与和扶持佛教活动，境内有佛寺2846所，翻译经典248部，有僧尼82700人。萧衍本人是个文治武功均很出众的人，他初期是崇信道教的，到梁天监三年（504）宣布“舍道入佛”，不但自己亲自参与讲经说法、翻译佛经，还先后在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四次舍身同泰寺，然后由王公百官以巨额财物将他再赎身出寺。

菩提达摩到达建康的时间，可能正是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前后。他们一见面，就进行了一场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被屡屡提及的经典对话。

梁武帝问达摩：“朕造寺写经度僧，有何功德？”菩提达摩回答说：“人天小果耳。”萧衍追问：“何谓大乘功德？”达摩答：“净智妙明，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图1）

图 东魏元象元年（538）达摩造像碑，河南陕县空相寺

从菩提达摩的这番回答中，梁武帝萧衍没有找到让自己兴奋的话头，他倾举国之财力支持佛教、供养僧人，菩提达摩居然说他做的这些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功德，用这些施舍财物、供养僧人的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大乘功德。这毫无疑问是给了梁武帝萧衍当头一棒、兜面冷水。于是，不死心的他继续问道：“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菩提达摩的回答更为彻底决绝：“廓然无圣。”绝望的梁武帝最后只能调侃似的问道：“对朕者谁？”菩提达摩的回答近乎一片冰冷：“不识。”

看过这番对话，谁都会感觉到，一心事佛，期望通过建寺、译经、供养僧人的办法得到果报的梁武帝，被菩提达摩的一番“净智妙明，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的对话彻底打碎了自信。按菩提达摩的说法，梁武帝这样花费巨额成本的折腾，最终将什么也得不到，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估计当时梁武帝心中想的可能就是让这个沉默而倔强的天竺僧人快点从他眼前消失。

菩提达摩没有跟梁武帝谈拢，一个是在开示“拈花一笑，心心相印”的禅机，一个是急不可耐地祈求得到现实的果报。两厢对接，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菩提达摩很快就离开建康，渡江北上。

菩提达摩在江南传教的失利，在时间机缘上有点错位。南朝时代的江南，大批佛经刚刚新鲜翻译出来，那些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正兴奋地把玩着一些全新的名词与概念，同那些喜好附弄风雅、自我膨胀的僧人们，相互半通不通地自我复制着浮躁，一起沉浸在逞口舌之利的文字与话头游戏中。可以说正兴奋得像斗架的公鸡一样，哪里能有冷静的心态去思量“净智妙明，体自空寂”这种内明内悟的境界。

二、一苇渡江与慧可立雪

南朝梁武帝大通二年，也即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菩提达摩离开建康，渡江北上。关于达摩渡江，有“一苇渡江”的传说，说他折芦苇一枝，站在上面就飘然渡过烟波浩渺的长江。

这个传说是如此神奇与美丽，以至于“一苇渡江”成为一个令无数人神往的跨越自然天堑的最高境界。当然，也许其中隐含的是当时得不到梁武帝待见的菩提达摩要乘船渡过长江的艰辛与曲折——要知道政治权力是蜜糖也会是毒药、匕首。正如禅宗史上常提到的一个故事，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之命到郊外采药，善财童子认为山河大地无不是药，于是随手摘一株野草而归。文殊菩萨视此草而言：“此草既可活人，亦可杀人。”政治权力亦是如此，历代高僧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很少有人像菩提达摩这样招惹梁武帝这样的权势帝王。

菩提达摩到达北魏境内后，上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坐禅，坐了整整九年。魏孝明帝元诩听说菩提达摩的神迹，曾三次下诏召见，但是菩提达摩明白这些帝王向佛教所求的东西绝不会是他这种“净智妙明，体自空寂”的禅僧所能提供的，因此一直没有下山应诏。元诩最后可能也知道了彼此不合适，于是赐给面壁禅修的菩提达摩袈裟、金钵和银水瓶以示优容。

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五乳峰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对这种修炼方式，少林寺僧俗人等都不测深浅，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在面壁九年期间，先后有道副、尼总持、道育、慧可等僧人随菩提达摩修道。其中，慧可进入菩提达摩道门的经历颇为曲折。

慧可原来的法号叫神光，他为人旷达，长期在河洛地区学佛修道，博览群书，善谈玄理。常常叹息道：“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于是前往少林寺，到菩提达摩面壁的地方终日追随。

面壁静默的菩提达摩对此无动于衷，从来不跟他说什么。神光退而思量：“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于是他在当年十二月九日一个暴雪的深夜，开始站在达摩面壁的洞窟外面一动不动，到第二天早上，积雪都埋到了他双膝之上。达摩见此，方开口问他：“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神光悲泪回答：“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菩提达摩的回答是：“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神光为表达求得智慧真道的决心，在雪地断臂明志，达摩才收下他，为他更名为慧可。

拜达摩为师后，慧可曾同菩提达摩有一次经典的对话，这段对话的主旨，与菩提达摩回答梁武帝的对话可相互印证，洞悉达摩禅法的要旨所在。

慧可问达摩禅师：“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大师回答说：“诸佛法印，匪从人得。”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应声而答：“将心来，与汝安。”慧可只能说：“觅心，了不可得。”于是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这段对话，终于使得慧可知道了所谓的“心”，乃是“了不可得”的，无形可把握、无迹可探求——这就是把握“禅”的关键，明白了这一点，就已经完成了“安心”这个禅思步骤。

三、达摩、慧可与杨衒之

菩提达摩在嵩山五乳峰面壁九年之后，慧可等弟子也各有所得。达摩认为自己应该返回天竺了，于是召集四位弟子讲讲各自所体悟的“心法”。

道副最先发言说：“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认为这种既不执守于文字经典，又能不完全脱离文字经典而获得的体悟，仅仅是得到了他的心法之皮毛。尼总持说：“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达摩评价道：“汝得吾肉。”道育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达摩回答：“汝得吾骨。”最后，慧可一言不发，起身礼拜完达摩大师，然后就安静地站在了自己的座位旁边。达摩见状，欣喜地说：“汝得吾髓。”他当着众弟子的面郑重其事地向慧可传授禅宗衣钵：“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辗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将自己的传世袈裟作为获得禅宗心法的信物，授给慧可。

对于这种通过传授袈裟做信物，以代表心法传承正宗的方式，慧可大为不解，请求达摩大师开示。菩提达摩说出了“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的心法传承模式，得到心法的传承人只有获得上一代祖师的袈裟和传法偈语，才能证明他真正得到了心法，得到了上一代祖师的认可。菩提达摩还告诉慧可，要记住“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的道理，要坚持弘传禅法，但不能轻易相信那些没有获得证悟的人，免得传错了法脉。最后，菩提达摩给慧可的传法偈语是：“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并将《楞伽经》四卷授予慧可，说这部经典是“如来心地要门，可以照心”。

传法结束后，菩提达摩也结束了在嵩山五乳峰的面壁禅观，率领徒众到禹门千圣寺驻锡。

按《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在禹门千圣寺，《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北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拜访了菩提达摩，并有一场愉悦的长谈。

北魏散文家杨衒之是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做过奉朝请、抚军司马、秘书监等职，在北齐的时候，还任过期城郡太守。北魏统治者在平城时代就大力支持佛教，开凿过云冈石窟这样大型的皇家石窟寺。等迁都洛阳后，更是寺塔林立，京城洛阳兴建有佛寺千余所，金碧辉煌，极尽奢华。北魏普泰二年（532），高欢进兵洛阳，废北魏节闵帝元恭，立元修为帝，洛阳城内兵火连天，寺院多遭毁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路过洛阳，见到的不再是昔日的壮丽景象，而是城廓崩塌、宫室倾覆、寺院灰烬、塔倒像毁的破败景象，与以前他所见到的繁华洛阳不可同日而语。杨衒之深有感触，于是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描绘昔日洛阳佛寺的奢华壮丽，为后人认识北魏时期的佛教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菩提达摩在528年或536年谢世，按杨衒之的活动时间来推算，他俩是有可能见过面的。

据说，在菩提达摩到达禹门千圣寺三日之后，杨衒之就前来拜谒，他期望菩提达摩能为他“开示宗旨”。达摩看他心意诚恳，即为他说了一首偈语：“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杨衒之听完此偈，心有所悟，百感交集，请求菩提达摩禅师常住中原、开化群生。

但是，菩提达摩随后跟杨衒之的谈话就有些躲躲闪闪，令人费解。菩提达摩说：“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对于菩提达摩所说的“多逢患难”，仅从字义来理解，就是菩提达摩在中华传教并不很顺利，有很多曲折与艰难，然而从杨衒之的对答中来看，这句话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具体所指，所以杨衒之就追问，是谁在为菩提达摩传道制造障碍，并自告奋勇地说要去替达摩除去此人，有点杀机毕露的意思。然而菩提达摩却劝阻他说：“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就是不愿意用害人的办法来取得自己传教的安宁。随后，菩提达摩又赠给杨衒之一首谶语：“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这首谶语太费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而，《景德传灯录》对菩提达摩和杨衒之谈到的为达摩传道制造障碍的人直指为光统律师与昙摩流支。说此二人是北魏时期禅林中的俊彦，同菩提达摩议论禅法，是非纷起，心生嫉妒，曾连着六次在斋饭中向菩提达摩下毒。达摩前五次都一一躲过，第六次的时候，达摩已经将心法授予慧可，觉得完成了传法东土的任务，就任凭药毒发作，不做救治，坐化而逝，葬于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

据传说，达摩坐化三年后，宋云奉使从西域返回的途中，翻越葱岭时见到达摩手携一只草履，翩翩然独自西去。宋云问道：“大师到何处去啊？”达摩回答说：“西天去。”宋云返回后奏明此事，开达摩坟后，只见空荡荡的棺材中只放着一只草履。

本文经 山西人民出版社 溯源 授权，文摘自 尚永琪 著 《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