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有两个首都，分别是南北二京。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起家的龙兴之地，也是洪武和建文两朝的首都，靖难之役后仍旧作为明朝的第二都城。北京本是元大都，明成祖朱棣在当燕王时的封地，靖难之役后朱棣迁都于此，使其成为中国近几百年来的核心。这两个都城都是明朝政治的象征，在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从国家战略和安全考虑，这两处都不是最为理想的都城。朱元璋在世时就曾谋划迁都，让太子朱标巡视全国，选择新的都城。后来新的都城虽然被定在古都长安，可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成行。

南京作为明朝第一个首都，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和驱逐蒙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处于江淮和江南的核心地带，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也能够聚集江南的财富为国所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然而南京也有很大的劣势，其中地理上的劣势尤为严重。

首先，南京在长江下游，大运河的南段，便利的水运条件提供了交通上的优势，也产生了地理上的劣势。处于上游的荆湖和淮北军队都能顺流而下攻打南京，这让南京的防御压力较大。元末农民战争时，陈友谅的汉军就多次顺流而下攻打朱元璋，一度打到南京城下，形势极其危险。

其次，元末明初时水患严重，长江、淮河都是水患高发地带，南京的位置常常受到水患的威胁。这也是临河建立都城的最大缺陷之一，北宋都城开封就因此而备受诟病。东京汴梁城屡次因汴河涨水而内涝，给北宋安全带来巨大压力，朱元璋也想尽量避免这种窘迫的态势。

第三，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太远，不利于应对来之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威胁。尤其是蒙元撤出元大都后，元顺帝太子在漠北建立了北元政权，他和名将扩廓帖木儿时刻谋划夺取中原。而且南京水网密布，却不是养马和产马之地。对于古代战争来讲马匹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明朝军队也不能缺了骑兵建设。

处于上述三个原因的考虑，朱元璋提出了迁都的想法，并让太子朱标物色适合的地点。朱标以太子的名义巡视天下，一方面是整饬吏治，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以后的都城做准备。朱标提出了两个备选地点，便是古都长安和洛阳。父子俩经过一番商量后，朱元璋把迁都的地点定在长安，并着手开始准备迁都事宜。可惜事情定下来没多久，朱标突然病重，不久便离开人世。朱元璋原来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将精力集中到处理朱标的后事上。这样一来迁都的方案便被搁置，直到他去世都没再提起。

朱元璋和朱标选长安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些理由到现在都还成立。长安除了是古都，有着政治和历史上的象征意义外，它所处的位置是最大的优势。长安处于关中的核心地带，东有函崤之固，南有秦岭之险，是著名的易守难攻之处。在此处建都能够保证国家核心的安全问题，这是南京不能提供的条件。

关中之地在东南方向上易守难攻，这极大程度上保证了首都的安全。依托于潼关、武关的优势地利，明朝军队能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能减少两线作战对明军的威胁。明末时候，正是因为明军需要同时应对后金和流寇的战争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对中原地区的破坏，国家才逐渐走向崩溃的。

而且长安周围有两大水系，分别为黄河和汉水。这能够提供向中原和山东的水利运输，并通过大运河和江淮水网连接。这样不仅在经济上有着交通的便利，便于钱粮税赋的集中和再分配，在军事上也能够提供四通八达的运输能力，把朝廷的管辖能力延伸到国家的各个州县。

关中附近还有两大粮食产地，足以支撑国家的需要。江南虽然是中国古代最为富裕的区域，但是荆湖与两川平原却也毫不逊色。荆湖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江南只在粮食生产方面还不如荆湖，尤其是元明时候江南重手工业而轻种植业，在粮食上给国家的支持不如荆湖。

两川平原是指关中的汉中平原和巴蜀的成都平原，这两处都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可是因交通运输问题，尤其是蜀道难的问题，这些粮食在中原和北方区域的流通非常困难，成本耗费极高。把都城建在南北二京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粮食，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把都城建在关中长安，能够就近的收集这些粮食资源。既可以供给长安和周边的需求，也能够开发水路运输网络将其运到全国各地。这是在没有火车、飞机和高速公路条件下最为高效的物流形式，也能够减少自然灾害对国家的损害。

如果明末时首都在长安，那关西流寇根本不可能聚集起兵。长安作为都城必有重兵把守，流寇初期那点兵力根本不够看。而且从长安运输粮食赈灾，也能瓦解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裹挟难民的能力，让流寇无法坐大。有了这样的优势，明末的流寇问题便不存在了，这样明朝的一个亡国之患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西北方向上也能为国家提供重要的军事资源，其中养马便是第一要务。关中的西北是陇西高原和河套草原，都是出产良马的地方。有了大规模的马群，明朝能够逐渐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国家安全，和应对来自于北疆的威胁都是有力的保障。这是南京不具备的资源优势，也是古代军队中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而且依托陕北的地利位置建立防御线，能有效的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灵活而迅速的处理军情。而榆林、延安等地也可以作为长安的防御和战争缓冲地带，有利于长安及时组织和应对来自于北方的军事威胁。天子守国门这种事情，看似傲娇，实则是军盲的布置。

如果国家实力允许，从长安出兵北伐蒙元和塞外也是最便利的。这让明朝能够有力的控制包括漠南漠北、西域和吐蕃在内的大片领土，威胁到这些地方的割据政权。明朝能够通过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手段，逐渐的将这些地方纳入中央集权之下，而不是处于天高皇帝远的藩镇割据状态。

如果明朝将长安作为首都，以南京为第二都城，则能同时控制东西两个重要枢纽，并以水网联系起来。这种控制将加强国家对各地的执行能力，防止内乱，发展经济和民生都有重要意义。而朱棣迁都北京却做不到这点，他的做法只能将明朝都城放在危险之下。

元朝之所以被灭，最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北京在经济上的窘迫。北方大地粮食生产落后，资源贫瘠，元大都全靠大运河从江南和荆湖调集粮食财富，才能正常运转。当张士诚起兵切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时，北方便陷入粮荒和钱荒。没有钱粮，北方军阀不愿意南下打仗，这边给了朱元璋等农民义军崛起的机会。

朱棣迁都北京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花费大力气来维护大运河，于是这条河成了明朝的生命线。可大运河毕竟是小河串起来的人工河，它的运输能力远远比不到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而维护起来却比这些河麻烦，成本也更高。朱棣迁都看似回到大本营，周边都是自己的势力，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却得不偿失。明朝每年需要在经济上做出大量的内耗，以保证北京朝廷的正常运转，而这些多出来的损耗足够养活一只百万大军了。更不要说北京这种天子守国门的布置，完全是送人头的做法。

明末的北京城就放在了后金和蒙古八旗的铁蹄面前，这两处的军队随时都威胁到北京的安全。他们要么通过山海关入侵，要么是走宣府、大同等处入关，令北京的军队防不胜防。若京城在长安则没有这种危险，北方防御的军队可以从容布置，而不会轻易的被人拿京城当人质，掣肘全盘的军事行动。这样一来也解决了明朝亡国的另一个隐患，明朝军队进退自如。由此可见朱元璋的战略目光还是非常独到的，比朱棣高出不知道多少。而在选择上朱标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如若不死也是能够做出卓越成就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