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宝墩先民“共享”一片余晖
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的“多面人生”
唐淼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四月末,暮春时节,成都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前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麦田时,总会有人好奇地掰下两粒尝尝,品咂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
宝墩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1995年它从沉睡的地底醒来,显示出4500年前文明之光已经照耀成都平原。该遗址的发现,无啻于打开三星堆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800年。成都平原也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一
“3秒”思考
开启宝墩之旅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发掘工作,面积扩大至惊人的276万平方米,堪称远古“长江上游第一城”,这一次的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
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
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的。所以,分配给唐淼的活儿就是:拼对高山古城遗址所出土的陶片。
陶器,作为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更新换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是后人观察先民生活状态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作。”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因为之前在学校主要学习田野考古的工作流程,所以耗时三个月拼对陶片,对唐淼来说过于琐碎了。“刚开始我不理解。”唐淼坦言。破碎的陶片经过拼对,找到自己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墩文化面目愈发清晰起来。
日复一日的拼对,看似枯燥单调,唐淼却逐渐享受起了这个过程:“通过陶片,把远古串联了起来,心境豁然开朗。”找到自己“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
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老师突然发问:“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墩吧。”当时的唐淼还不知道,这句话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思考了三秒,唐淼说:“好。”
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于2015年下半年起深度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中。
二
扎根宝墩
复原成都平原最早村落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束。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选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探索成都平原最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逢重点发掘的第三个年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更精细的聚落结构。”
站在宝墩遗址顶部宽20多米、现存高度6米的城墙上,唐淼在想,没有铁质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石质或木质工具,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夕阳斜照在发掘区,他不由得想,宝墩先民们在结束了一天劳作之后,是否也会躺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的惬意呢?整理陶片时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些都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
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了,还以开玩笑的语气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发掘的重大事项,但具体事务落在了唐淼身上。
与这座庞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淼太小、太年轻,但他明白,自己必须得转换角色了,要从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计划……唐淼决定走出去,他先后去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屈家岭遗址,学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考古发现,制订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
2018年,唐淼被任命为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2021年,他挑起了站长的重担。
“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解释,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究的“桥头堡”,每次发掘都极具价值。在他参与工作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浮选工艺,首次发现了碳化稻谷,发现了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说。
三
精心策展
反哺推动考古工作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十分享受考古工作的特殊魅力,考古工作者可以在田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面前进行阐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
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了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
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与资料。将宝墩文化展示、传播出去,既能让文物“活”起来,又能助力宝墩遗址所在地新津区的文旅产业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了展陈筹备工作,在宝墩工作多年的唐淼承担了策展重任。
传统的策展方法是,将考古报告整理成论文,再将论文转化为公众易接受的科普信息。然而彼时,宝墩遗址的考古材料尚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告,跨越中间环节,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考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无异一项重大挑战。观众想看什么?如何看得懂?唐淼被逼着换位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让公众就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是如何通过点滴信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淼将其梳理成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
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给我一个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
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找回,一条不大起眼的线索可能蕴藏着文明的密码。考古工作者要有极度敏锐的眼睛,还得依靠科技手段弥补这方面的遗憾。为此,宝墩遗址工作站运用延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四
暂停发掘
宝墩考古报告即将出版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社教活动,也由唐淼所在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循着这样的理念,自2019年起,成都考古中心便开始创新探索“考古+社教”的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
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字的感言,觉得公众考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并非“无谓的尝试”。通过类似活动,好奇和探索的种子或许就像宝墩遗址上的蒲公英一样,四散开去、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
2023年,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唐淼认为,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发掘了14个年头,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唐淼正埋头梳理14年来的考古资料,以早日形成一份科学、客观的考古报告,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极具价值的资料,推动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