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学大师钱穆在被提名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时曾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未能当选的无奈。

虽然到了1968年，年逾七十的钱穆终于当选为院士，但他的历程却充满了艰辛。即使是当时对钱穆颇有争议的李敖，也表示过“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这句话反映了钱穆学术地位的独特性和他的艰难历程。

钱穆之所以未能立刻成为院士，李敖提到的“在胡适有生之年”一语道出了关键。钱穆与胡适的关系从最初的敬仰，到后来因学术分歧而反目成仇，其中不仅有性格的差异，更有深刻的学术冲突。钱穆作为国学大师，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胡适则提倡西化，尤其是在历史观念上，胡适主张“东周以上无信史”，两人的学术观点背道而驰，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胡适的学生，如傅斯年，公开表示“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这也间接导致了钱穆迟迟未能成为院士。

虽然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当时难以断言谁更高明，但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两位学者在古史水平上的差距逐渐显现出来。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的夏朝起源的论断，现今的考古发现与之惊人地吻合，印证了他的学术观点。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根据古代文献，对尧舜禹的起源做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具体来说，钱穆提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帝尧又叫陶唐氏，尧的都城在平阳，位于今天山西的南部，而“陶”、“唐”、“尧”这几个名字都与烧窑有关。帝舜则为有虞氏，舜的都城是蒲坂，也位于陶唐氏的附近，而“虞”则与山泽渔猎相关，说明有虞氏很可能是以渔猎为生的部落。

其次，尧舜禹之间的频繁交往也表明这三个人的部落相互接近。禹的父亲鲧被称为“崇伯”，而“崇”即为“嵩”，说明夏朝的起源地很可能是在嵩山一带。至于禹的都城，有说法称是阳翟，钱穆认为它可能位于今天的禹州，距离登封约60公里。钱穆的结论是，尧舜的起源位于山西南部，而夏朝的起源则在嵩山一带。

那么，钱穆的论断在今天是否能够得到考古的验证呢？令人惊讶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了若干遗址，恰恰与钱穆的论断惊人地吻合。以下是一些相关的考古发现：

首先，位于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距此不远的战国“阳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和碳十四测年显示，遗址的年代大约为4100年前，与大禹时代非常接近。小城遗址可能与鲧有关，而大城则可能是在大禹时期建设的。这些发现与钱穆的理论高度契合。

其次，禹州古称“夏邑”或“夏国”，钱穆认为“禹都阳翟”位于禹州。考古学家在禹州瓦店遗址发现了超大型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址的祭祀遗存年代约为4000年，学者们认为这里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

第三，位于禹州70公里外的郑州新密市，也出土了夏朝前期的遗址——新砦遗址。这个遗址特别之处在于其中出现了“东夷文化因素”，而后羿正是东夷部落的领袖。由此，有学者将这一遗址与“后羿代夏”联系了起来。

第四，翻过嵩山向北，进入伊洛平原，史书记载夏朝的都城斟鄩位于“河洛之间”，而在史书记载的范围内，考古学家找到了具有“王朝气象”的二里头遗址，该遗址现被认为是夏朝的都城斟鄩。

进一步地，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山西运城绛县的周家庄遗址和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也可能是尧舜的都城。陶寺遗址尤其被认为是尧都，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舜都。

综合来看，钱穆的研究与现代考古发现高度一致，证明了夏朝的存在，尽管夏朝是否以“夏”这个名字存在仍然值得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发现看似巧合，但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历史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及夏朝的真实存在。

最后，关于中国古史的可信性，钱穆的学术水平毋庸置疑。通过这种考古与文献的巧妙结合，我们可以更加肯定中国古史的可信性。虽然古史中确实有一些疑点，但总体上，尤其是尧舜禹之后的历史，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

百年前，疑古派曾经否定夏朝等古代历史，但钱穆当时并未能通过考古发现提供证据进行反驳，而是通过“以古书论古书”的方式进行辩护。如今，考古发现已充分证明了中国古史的可靠性，疑古派的观点已显得过于狭隘。如今，中国已逐步走出“疑古时代”，进入了“释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