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中的沈醉,在众多战犯中,思想改造的进展可算是相对较为突出的。他自己曾经说过,在那11年的改造过程中,刚开始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承认自己确实有很多思想问题,有些已经解决了,但有些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沈醉表示,即便在特赦之后,仍有一些思想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并且他特别举出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也能感受到战犯们思想改造的难度和复杂性。
第一点:关于认罪的问题,沈醉内心深处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沈醉被特赦后,被关押在功德林时,和几个军统的同僚闲聊时,那些同僚直接指出,他当年所犯的罪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然而,沈醉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职责履行工作。他觉得当时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他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还表示,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蒋中正失败,他现在不仅没有罪过,反而可能还会被视为立下了功劳。沈醉还特别强调,他手上死了多少人,他心里是有数的,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夸张。而且,他基本上都是按照上头的命令行事,自己并没有主动做出什么决定。只是有一次在云南快解放的那段时间,因为局势复杂、来不及请示,他才做出了自己决定,才命令执行了几次处决。沈醉的这种看法在许多战犯心中是普遍存在的,他们常常认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过,深入思考他们的心态,战犯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罪行越大,问题也越严重。所以,在认罪这件事上,他们普遍的态度是能推就推,能赖就赖,除非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们才会低头承认。因此,在改造他们的过程中,监狱方面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方面是进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只有在面对确凿证据时,他们才会彻底认错。 第二点:沈醉不认为自己做的是阶级斗争。在沈醉的心里,他并不是为了某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些事情的,而是为了蒋中正的政权服务,也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沈醉这种思想,在功德林的战犯中其实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十分严重且难以改变的。监狱的工作人员只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从他们不同的出身开始,逐步讲解阶级利益的差异,再到两种立场带来的不同后果,以及这种选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最终让他们认识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这个思想的转变极其困难,仅仅依靠说教是远远不够的,直到战犯们看到美国人在朝鲜半岛上的失败后,才开始有所触动,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反思。第三点:沈醉对戴笠一直心怀感恩。即使沈醉的思想在后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依然无法忘记戴笠对他的帮助。沈醉明白,戴笠过去确实做了许多不得人民原谅的事情,甚至错杀了不少人,但戴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提携和关照。尤其是戴笠的飞机失踪后,沈醉主动请命去寻找戴笠,这表明他对戴笠的私人感情深厚,难以割舍。即便在监狱里,沈醉也时常会想起戴笠。每年的3月17日,那是戴笠去世的日子,沈醉每到这一天都会提醒功德林的同僚们:今天是3月17号。他的意思显而易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戴笠。虽然监狱的管理员理解沈醉的用意,但还是温和地指出,沈醉这样做虽然能体现他重情重义,但不应该在3月17日提醒别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沈醉听从了管理员的意见,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不太妥当。从这件小事中,沈醉也深刻体会到了监狱对战犯宽大处理的温情,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关怀,逐渐影响了他的思想,使得他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