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爱伦•托尔贝克（Ellen Thorbecke，1902年—1973年）的荷兰女摄影师在1931年至1935年间拍摄了北京各类百姓肖像。那时的北京叫北平。这些北平太监、高僧、小妾、村童、医生、小贩、学生、士兵、难民、哲人、婆婆、儿媳、农妇、女仆、童养媳、工业家、赶驼人、算命先生、摩登女郎、剧院经理、音乐教授、满洲贵族、人力车夫、幸福的恋人、迷失的女孩、舢板船上的妇女、十三岁的小丈夫、葬礼上的喇叭手……这组照片是选择其中一部分，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以便对那个时代的民生有个大概了解：

童养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童养媳现象主要集中在贫民阶层。市区领养数量多于郊区，因市区贫民数量是郊区的两倍以上 。最低领养年龄为4岁，多为外来。穷苦家庭因无力承担女儿嫁妆或抚养费用，常将女儿送人当童养媳，男方家庭则省去彩礼 。童养媳需承担繁重家务，如做饭、农活，且需侍候小丈夫。

小贩

菜贩

农妇

儿媳

婆婆

民国工业家：民国时期北京的工业家在水泥、煤矿、化学等多个领域推动了民族工业发展。比如创办水泥厂的袁克桓、创办宏顺煤窑的京西门头沟著名民族资本家胡先洲、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专攻炸药与材料科学的周发岐等。

算命先生：民国时期北京的算命先生非常多，尤其在老北京的四九城（即北京内城）中，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卦摊和测字摊。天桥、前门大街等地是算命先生聚集的场所，测字先生、相面先生、看风水的从业者比比皆是。测字先生分为三种类型：在桌上测字的“桥梁”、在地下摆摊的“砚上巾”、以及在茶馆中活动的“踏青”。

摩登女郎：摩登女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北京的新型女性群体，以突破传统束缚、追求独立与现代生活方式为特征。她们通过服饰、行为和社会角色的革新，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她们身着改良旗袍、剪短发，搭配浓妆与团扇，展现时尚与自信 。公开吸烟、饮酒，参与社交活动，挑战传统“三从四德”的束缚 。

女仆：女仆也叫婢女，民国时期北京的女仆（婢女）主要来源于本地及周边地区，部分来自外省，多因家庭贫困被迫出售。她们通常被改名换姓，与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社会地位低下，常遭受虐待或转卖。婢女被视为家庭“财产”，需听从主人指令，部分家庭允许其保留原名或改名。 婢女无亲无故，受虐待时无处求助，部分家庭将其转卖或转赠。 女仆多为15-20岁少女，从事家务劳动，部分家庭将其作为童养媳或陪嫁。

母亲

小妾：民国时期北京的小妾现象较为普遍，尤其在上层社会和军政人员中较为常见。它是封建社会遗存与社会变革交织的产物，主要体现为纳妾制度的延续、社会阶层差异及女性命运的特殊性。民国虽推行一夫一妻制，但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仍承认纳妾合法性。北伐后虽废除纳妾，但行政部门司法解释默认其存在，导致纳妾行为在民国全境持续合法化。小妾多通过买卖或婚姻契约进入权贵家庭，部分出身戏曲、艺伎等阶层。她们常面临“有名无分”的困境。

小女孩

太监：清朝灭亡后，民国北京的太监命运呈现多元化，但整体较为悲惨。部分太监凭借在宫中积累的资源或人脉，进入军阀、权贵家中做佣人，少数人重新获得地位和优渥生活。有关系者进入寺庙养老，无关系者只能在破庙乞讨，常遭欺凌。北京等地曾有“太监养老会”，但需缴纳费用，贫困者仍难维持生计。

歌舞会里的小女孩

十三岁的小丈夫

十三岁的小丈夫：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十几岁结婚的小丈夫现象较为普遍，尤其在华北地区，男性结婚年龄普遍低于女性，部分案例中男性甚至早至10岁左右结婚。1928-1933年调查显示，华北地区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19.7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岁） 。早婚比例，华北地区14岁以下结婚的男性占比10.9%，15-19岁占比41.3% 。

人力车夫

满洲贵族：1911年清朝灭亡后，满洲贵族失去特权，多数逐渐没落。据记载，1910年北京满族人口占比约60.6%，但到1949年仅剩3.1万人（含蒙古族等）。这一时期，部分贵族因经济压力、社会排满情绪等因素失去原有地位，甚至出现变卖家产、生活困顿的情况。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