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手工业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伴随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出现，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体系开展研究需要多学科合作和跨视野的探索。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设立联合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体系的科技考古研究”。为推进项目研究进展，集中展示最新成果，集思广益以促进项目顺利开展，项目组于2025年11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召开了“商周青铜器的技术与生产：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体系的科技考古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重点实验室主任董新林致开幕词，对与会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实验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指出此类专家间的深度对话比一般会议更能切实推动学术进步与学科发展。此次会议正值实验室挂牌一周年之际，是对实验室年度工作的一次重要检验与总结。

本次会议主要由六位学者的报告和讨论组成，内容聚焦于先秦时期的青铜技术与生产，探讨冶金技术在早期国家形成及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在题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技术系统及其发展》的首场报告中，深入探讨了块范法铸造技术特质的形成。张昌平开宗明义地指出，支撑中国青铜时代辉煌成就的，是一个以铸造为主的复杂技术系统，而不仅仅是传统认知中的“块范法”成形技术。他将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划分为七个连续阶段，并归纳为两大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偏早为“青铜时代早期”，此阶段技术难度与装饰性持续提升，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达到顶峰；从西周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则为“青铜时代晚期”，此阶段技术与装饰均趋于简化。

张昌平系统阐述了这个技术系统的三大构成。其一，是以块范法为核心的成形技术，该技术本身经历了从简单范型到复杂范型的演进。其二，是装饰技术，其布局与单元划分和块范法的分范方式紧密关联，且随社会需求（如从单件展示到“列鼎”制度的成套陈列）而变化。其三，也是他着重强调的，是“结合技术”，涵盖将不同铸件固定连接的铸接、焊接等技术，以及实现活动连接（如提梁、器盖）的非固定连接技术。他特别指出，自春秋中期以后，焊接技术得以普及，这降低了生产难度，推动了青铜器的大规模制造。张昌平认为，中国青铜技术系统是一个由社会需求驱动，技术、装饰与结构工艺相互关联、协同演进的整体，其早晚期的不同发展趋势共同铸就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作了题为《青铜冶铸业与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的关系》的报告。在公元前两千纪，随着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交流与本土化创新，中国形成了以块范法铸造为特色的青铜冶铸体系，该体系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强调，青铜冶铸业的复杂性直接推动了社会分层与等级结构的形成；对铜、锡、铅等金属资源的开采、运输及分配实施有效控制，促进了长途贸易的发展与经济权力的集中，成为国家经济管理的关键环节；而青铜礼器的使用与分配，则是维护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

陈建立进一步以东北地区，尤其是辽西地区的最新冶金考古发现为例，详细阐述了通过科技分析（如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所揭示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研究表明，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带在金属资源与技术层面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例如，辽西地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起便已开展矿冶活动，其部分产品与中原地区存在关联；至战国时期，中原的铅料资源随燕文化的扩张而流入东北地区。这种由中原王朝主导的金属资源与技术产品的管控与流通，不仅强化了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也深刻塑造了早期国家的疆域管控模式与政治格局。陈建立总结认为，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以资源与技术为纽带的区域互动，以冶铸产业为核心的组织管控，共同提升了早期国家的管理能力，为广域王权国家乃至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研究员作了题为《商代都邑的青铜冶铸业》的报告。刘煜研究员系统梳理了从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晚期，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小双桥、洹北商城及殷墟等商代都邑性遗址为代表的青铜冶铸业发展历程。从早商到晚商，商代都邑遗址的青铜冶铸生产经历了更加专门化的过程，而同一时期的都邑遗址与地方性中心聚落的青铜生产也存在差异，对青铜资源的利用和获取与商王朝的政治格局变迁息息相关。

刘煜认为，早商时期都邑的冶铸技术继承了二里头时期的技术传统而有大发展。第一，出现了青铜时代绝大部分的铜器种类，使用合金化程度较高的锡青铜或是中等锡、铅含量的三元合金。第二，铸造工艺流程已基本确立，经过淘洗的高粉砂材料成为制作陶范的主要材料，以分范合铸为主的基本铸型工艺规范化，容器上纹饰的各种做法已较成熟。第三，开始较多使用分铸法来连接主体与附件，使用泥芯撑和金属芯撑等定位、保持壁厚的辅助工艺来实现质量控制。中商时期不同铸型材料区分用料的处理策略以及“嵌范”技术的使用，中商末期盲芯技术的出现、铸型分范、定位等技术的改进，成就晚商时期青铜器制作技法升华之基础。铸型材料选择的精细化、铸型设计的复杂化、铸型工艺的规范化以及铸造工艺流程的固定化，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而地方青铜文化的兴起，构建了晚商时期更为复杂多元的技术面貌和生产格局。总体来看，商代青铜冶铸业经历了一个由早期规范确立、中期技术突破到晚期体系成熟并多元发展的完整演进过程，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陈坤龙教授在其报告《中国铜冶金早期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铜冶金技术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约公元前4000纪至前3000纪末），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新疆的早期草原文化中已出现铜及铜合金器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的铜及合金器物发现尚属零散，而新疆阿勒泰等地已出现具有明确欧亚草原风格的铜器，且伴有冶炼迹象。第二阶段（约公元前3000纪末），龙山文化、马厂文化及齐家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使用显著增多。此阶段的关键进展在于，河西走廊地区的粟作农业人群开启了本土化的冶金生产，标志着冶金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扎根。与此同时，新疆地区继续呈现出与欧亚草原的密切联系。第三阶段（约公元前2000纪早期），以“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为依托，冶金技术沿着河西走廊向北方地区及中原扩散。此阶段，河西走廊的冶金生产极为兴盛，构建了从矿石、炉渣到铸范、成器的完整生产链条，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态势。而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在第四阶段（约公元前1700—前1500年），河西走廊地区的早期冶金技术达到高峰，器物体量增大，技术更为复杂。与此同时，二里头遗址建立并发展起一套具有中原特征的青铜生产模式，其独特的礼器组合、成熟的块范铸造技术以及以锡青铜或铅锡青铜为主的合金配比，共同构成了后世中国青铜时代延续约1500年的技术传统雏形。

陈坤龙总结指出，中国早期冶金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断续且多区域交流互动的过程，并非单线演进。二里头时期确立的“华夏风格”冶金体系，其形成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冶金技术催生了早期国家，还是早期国家的框架塑造了独特的冶金面貌——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吉副教授作了题为《周代铸铜业铅资源研究进展》的报告。聚焦周代青铜铸造手工业中的铅料资源，系统阐述了近年来利用铅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在该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

张吉进一步强调，金属资源的流动与政治格局变迁密切相关。例如，春秋早期，鄂东金属资源通过汉淮地区大量输出，春秋中期，鄂东铜业仍然重要，但铅料的主要产地转移至南岭及皖江。通过对铅料时空流布特征的细致勾勒，不仅能够揭示各阶段金属流动的主要方向，深化对周代中原与南方互动关系的理解，还为解决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等疑难资源的溯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与方法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研究员作了题为《周初铜器的几个“限定创新”现象》的报告。常怀颖指出，在西周初期，伴随王朝更替与分封制的推行，新兴的周人贵族阶层为构建和彰显自身身份，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上出现了一批具有特定时代与人群特征的“限定创新”。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器类器型、器物组合与纹饰风格三个方面。

在器类器型方面，涌现出一系列晚商时期未曾出现或极为罕见的新器型，且大多如“昙花一现”。例如，足与器身比例不协调的高足鼎与簋、方簋、带高方座的簋、四耳簋、豆形簋、簠、禁、牺尊以及成编的甬钟等。在车马器方面，诸如造型奇特的车軎、突然大量涌现的铜质马衔等御马器与马器装饰功能的强化，亦彰显出与商系传统的显著差异。

在器物组合方面，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食器组合地位得以彻底确立；而在酒器组合中，纹饰与铭文高度统一的“一尊二卣”配置开始流行，这与商末的组合方式存在差异。

在纹饰风格上，出现了如“团身夔（蜗）纹”“散羽大鸟纹”、高锥状尖刺乳钉纹以及带鋬的酒器等新的装饰元素。

常怀颖特别指出，这些创新现象呈现出明显的“限定性”地域、人群与国别分布特征。最为活跃、创新品类最全的群体，是以石鼓山、戴家湾、“弓鱼”国墓地等为代表的关中西部及泾渭上游的“土著”集团。相反，殷遗民群体在器用上则相对保守，基本延续晚商传统，在进入西周后的变化不多。而分封至东方的主要姬姓诸侯国（如晋、燕、鲁、曾等），则选择性采用了部分新器类（如方座簋），但并未全盘接受所有创新元素。他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周初不同人群在政治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差异化策略。至西周中期，随着王朝礼制的规范与统一，这些极具地方和人群特色的“限定创新”大多迅速消失，青铜礼器系统呈现出新的统一面貌。

每位报告人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关键学术问题展开了充分的思想交流与学术碰撞。

首先就青铜技术重大变革的驱动力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讨论聚焦于二里岗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阶段，青铜器技术为何与制陶、畜牧业等其他生产领域几乎同步出现显著变革。这种现象可能暗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背景，伴随着资源控制重心北移以及与南方资源供应关系的稳固，但其具体动因与联动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究。对青铜器的生产与流通组织方式，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商代是否由王室垄断生产及其民间使用情况。青铜生产很可能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战略性行为，其组织形式或存在“中央”“地方”多层次结构。中国青铜器所能达到的生产规模与艺术高度，或许正得益于这种能够有效统筹社会资源的体制。商王朝对核心技术及产品流通保持着总体掌控，可能通过技术输出至周边地区以换取关键资源，从而构建了一个以郑州、安阳为中心的交互网络。讨论还涉及青铜技术如何与早期权力结构紧密结合的议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不仅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也同样出现了礼器化与大型化的趋势。这反映了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构建一套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礼仪体系与物质表征的共同需求，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系统性转变，而非单一技术因素所能驱动。

关于冶金技术起源及其社会影响的深度思辨是会议讨论的另一大重点。讨论首先聚焦于近期引发关注的长江流域早期铜器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有学者指出，对这些遗存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与详尽的埋藏学背景分析，是确认其学术价值的前提。针对其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所呈现的、与更晚时期青铜器相似的特征，与会者认为需审慎评估其是否存在后期扰动的可能性，强调了科技分析必须与考古学背景紧密结合的原则。随后，讨论延伸至冶金技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根本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冶金术的发展究竟是社会复杂化的动因还是其结果，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仍需深入辨析。技术的出现与演进，可能并非孤立的驱动因素，而是深深嵌入并回应了特定社会的内在需求与发展逻辑。讨论认为，早期冶金技术既为社会复杂化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权力表达手段，同时也被新兴的社会组织结构所塑造和选择，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为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共生提供了重要视角。

三星堆遗址青铜器所呈现的技术特征成为讨论的另一焦点。与会学者指出，三星堆青铜器普遍采用了“化整为零”的生产策略，大量运用铸接、焊接及铜绳缠绕等多种连接技术，以完成其造型奇特、结构复杂的器物。大家在讨论中指出，这种技术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其本地技术传统与能力的限制，难以完成大型器物的浑铸；另一方面，这种模块化、分体制造的策略，恰恰是为了高效实现其独特的宗教信仰与艺术表达目标。这与商王朝都邑遗址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礼器生产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反映了不同社会在技术选择上与各自政治结构、礼仪需求和意识形态的深度契合。此外，讨论还涉及殷墟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特殊性，例如存在的“过度用锡”现象，以及不同墓葬单位、不同时期铅料来源的多样性。有学者建议，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特定考古单位（如关键墓葬）内器物的组合与技术特征，进行“精细化”研究，以更清晰地揭示生产技术、资源分配与社会结构（如等级、族属）之间的复杂关系。

学者们就铅料溯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首先就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种“高铀贫钍型高放铅”特征的铜器及矿石可能来自中条山还是西北地区进行了讨论，其次，商周时期高放射性成因铅与低比值铅的产地与流通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有学者指出，山东临淄地区战国时期铅料与商代部分高放射性成因铅数据特征存在相似性，建议加强对该地区铅料，特别是铅玻璃器等遗存的深入研究，以探索其作为商周时期重要铅料来源地的可能性。同时，对于低比值铅，学者认为可以根据其具体数值范围的细微差异，进一步区分其可能来源于辽西或太行山北段等不同区域。这些讨论不仅深化了对商周时期广域资源流通网络复杂性的认识，也推动了溯源方法本身的精进。

关于周初“限定创新”现象及背后社会动力问题也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就这些创新究竟是“工匠自主发明”还是“使用者需求驱动”、“分器”判断的前提、商周之际铜器断代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引入了“出资人”（sponsor）概念，认为这些特定器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贵族阶层强烈的身份构建意愿和政治表达需求，而非单纯的技术演进。常怀颖表示赞同，并补充认为，这种“定制化”生产恰好说明了周初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与认同政治的活跃。讨论还涉及了这些创新技术的来源问题。有学者从技术角度分析，指出尽管器型新颖，但其铸造工艺的核心传统仍与晚商一脉相承，很可能是周人控制了原商代的工匠资源后，在新的“赞助”要求下进行的创造性生产。对此，常怀颖以考古证据进行了回应，认为新兴的关中西部“西土集团”军功阶层最具创新活力，而殷遗民和大多数姬姓诸侯国则表现保守或选择性接受，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周初政治格局下不同群体的策略性选择。西周中期以后这些“限定创新”的迅速消失与青铜礼器风格的趋同，是西周王朝礼制建设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整个讨论深刻揭示了物质文化变革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动力机制。

会议最后，由本次研讨会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研究员进行总结。从中国冶金技术起源及铸造工艺发展的宏观框架，探讨冶金技术与早期国家发展的关系，到商代都邑青铜生产的专门化进程，再到周代金属资源的流通模式，以及周初社会变革在物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形成了一条清晰而深入的研究脉络。这些报告充分展示了将科技分析手段与考古学背景（时空框架、等级、族属）紧密结合的巨大潜力。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未来商周青铜器与手工业生产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方向，即必须始终坚持将科技分析的数据成果，置于考古学的整体语境中进行阐释，方能真正理解古代技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

作者：张鋆　刘煜

审核：董新林　陈相龙

责编：昭晣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