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会引发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虽然道光皇帝没听过这句话，但他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他虽然意识到任何一个小行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要反腐，毕竟火烧眉毛的事情不能不管。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62岁的道光皇帝开始了惯例的国库盘点。几天后，户部上报给他国库存银1268万两，道光对此十分满意。虽然这数字比康熙和乾隆时期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算是不错了。要知道，在上一年，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不得不向英法支付赔款2000多万西班牙银元，这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差不多是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国库还能保持超过一千万两的存银，已经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然而，定郡王载诠和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联合上奏，指出国库的存银数字只是账面上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个数字要差，甚至今年的赔款都可能无法支付。道光皇帝一听，显然不相信，立即命令刑部尚书惟勤核查此事。经过核查，结果让道光大吃一惊，实际亏空竟然高达925万两，剩余的存银不到三百万两。对此，震怒的道光决定开展他在位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腐行动，誓要清查那些盗窃国库的大老鼠。

道光指派定郡王载诠和刑部尚书惟勤共同负责此案，立即动手。调查显示，国库的存银根本不如账面上的那样，而实际存银只有292万两，与账面上的存银差距超过925万两，亏空占比高达80%以上。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银子被一些长期从事库房工作的库丁们盗走了。这些库丁的祖辈从康熙年间开始就在国库工作，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偷银手艺，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家传的技术。这些库丁通过蚂蚁搬家式的偷盗，将国库的银子悄悄搬走。事实上，偷盗国库并不新鲜，早在道光十二年，类似的盗贼行为就曾被发现。但这次若不是因为《南京条约》赔款的压力，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

库丁们有两种常见的偷盗方式：第一种是谷道藏银，他们将银子塞进体内，用猪脂肪包裹，并用松骨药物帮助夹紧，每次最多可带80两银子。随着年纪增大，这个方法变得不太可行，因此库丁们发明了第二种偷银手段——茶壶偷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库丁们往茶壶里注水，然后将银子放进去，待水结冰后，便将茶壶带出库门，通过检查时银子已经被冰封在其中。这些方法每月可以偷走好几百两银子。经过多年积累，国库的银子被悄悄挪走了，甚至钦差大臣也无法有效查出银库中究竟还有多少银子。

道光看到详细的报告后简直气愤至极，他决定严厉追查此事，责令定郡王载诠、大学士穆彰阿、大学士敬征等组成专案组，彻底查清盗窃案件，并要求所有被盗的银子必须上缴。问题是，很多盗贼偷的银子数额较小，但时间长了积累的金额就非常庞大。大部分偷走的银子早已被挥霍一空，根本没有什么银两能够归还给朝廷。

因此，道光在二十三年三月发布命令，要求从嘉庆五年到道光二十三年期间，所有与银库相关的官员必须为国库亏空承担责任，按照责任的大小赔偿银子。具体标准是，查库御史每月赔偿1200两，库官每月赔500两，钦差大臣每查一次库，罚款6000两。也就是说，如果官员能够按时补上银子，就能免于死刑。

此时，刑部郎中景瑞成的父亲吉郎阿，曾是嘉庆年间户部银库员外郎，因涉案已经去世，债务只能由景瑞来偿还。景瑞的年俸仅为80两，按罚款比例，他应赔偿43200两，但即便每月偿还1200两，景瑞也根本无力支付这些债务，最终不得不入狱。后来，景瑞的儿子惠征不得不变卖家产替父偿债，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全额归还亏欠的款项。最终，朝廷并未彻底追缴所有欠款，收回来的银子仅有284万两，相较于925万两的亏空，差距依然很大。

更为棘手的是，这些偷银的库丁和涉案官员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人物。道光皇帝虽然愤怒，但并不能一一追究所有人的责任，最终只能从宽处理，有些人得以幸免，而景瑞成和他的家族则成为了此次反腐运动的替罪羊。 咸丰元年，朝廷开始选拔秀女入宫，次年二月，惠征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兰儿成功入选，成为了咸丰帝的兰贵人。惠征一家从此命运发生了大转折，而这位兰贵人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如果当初道光不进行反腐、没抄家，也许历史就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