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行屯田，国库增收、人民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化
引言
曹操行屯田，既是镇压农民革命军的产物，屯田实施期间，田客、田兵都备遭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屯田结果，自然不可能使劳动人民生活好转。有人说，曹操行屯田，国家收入增加，“百姓也不再缺粮”，这种意见，值得很好分析。
首先，屯田使国家收入增加，那是符合实际的。黄巾大起义失败后，曹操之前，傅燮、公孙瓒等分别在汉阳（在今甘肃境内）、易京（在今河北境内）屯田，在曹操之后，孙吴和诸葛亮也各自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屯田，对于保证军粮都曾收到一定的成效。曹操行屯田推行地域既广，持续时间也长，并且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领导屯田工作，因而成效也较大。邓艾说：“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南齐肖道成说：“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
北魏李彪说：“魏氏以兵粮乏，则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史书上说：“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说的虽不免有夸张成份，但屯田收入部分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并使运粮的劳役暂时有所减少，那是可以相信的。洛阳是东汉首都，曾经是相当繁华的。汉末军阀混战，洛阳成了瓦砾堆，曹操多次经由洛阳，也未遑修复，曹丕称帝以后，洛阳还是“都畿树木成林”，王昶为洛阳典农，指挥田客斫开荒莱，垦田甚多。
京师所在地区尚且荒芫，说建安年间各地州郡屯田垦殖成绩如何如何巨大，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常常乐于引用西晋傅玄所说：“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用以说明曹操经营屯田的伟大成绩，我认为傅玄所说的亩产量是很成问题。《资治通鉴》卷一O四太元七年（即秦建元十八年三八二年），“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前秦苻坚当时的统治地区大抵与曹魏相同，如果说，曹魏时亩收十几斛或数十斛是屯田的伟大成果，那么，前秦苻坚时亩收三十石乃至百石，又能说明什么呢？元人胡三省在注释《通鉴》时早已提出了意见，他说：“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这个批评也同样适用于曹操屯田的亩产量上。退一步说，假使傅玄所说的是当时屯田的亩产量，那也只能是集约式的小块地农业经营的结果，而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棍棒纪律下的广大屯田耕作中是很小的。
傅玄在同一奏疏中，批评“魏初未留意于水事”。这点没有引起研究曹魏屯田制的人们以足够的重视。曹操由于行军及运输等原因曾经多次治河，但他为屯田、修水利的事并不多，《魏志》中关于农田水利的记载很多是兴办在曹操死后，并且，有的水利还难以看出和屯田有何直接关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拚命抓粮食而不重视水利的封建统治集团难道能够普遍提高农业产量吗？曹操要典农播种耐旱的稗子当食粮，这也是不讲求水利粗放耕作的一个旁证。
关于屯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直接留下的有关记载是太少了。除了前面提到的而外，我们试从侧面再作些补充。由于屯田劳动者常是强制徙民充当，一开始便遭到了人民的激烈反对。有人认为曹操听从了袁涣的建议，采取“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的方针，得了人民的拥护。这无异于说，封建统治者所搞的屯田对劳动者采取了来去自愿的原则，如果真是这样，势必承认曹操时的屯田民耕作已经没有超经济的强制了，这是当然不符合实际的。何况，袁涣是在建安初年向曹操提出这个建议的，在此之后，仍然是强迫徙民屯田。建安中，曹操欲徙淮南民，十余万户一举渡江奔吴。如果当时“百姓殷足”，移民又不带强迫性，大批淮南民怎么会出奔到并不美好的孙吴境内去呢？建安二十年（二一五年），曹操南征汉中，郑浑为京兆尹，“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曹操为此特别表彰郑浑，可见当时徙民屯田，逃亡人数不少，所以，才对偶尔有不逃亡的便要格外予以嘉奖了。
曹操死后，魏之屯田仍是强迫徙民充当，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在封建统治者的棍棒纪律下，徙民和屯田民的生活苦痛是不难想像到的。至于且战且耕的屯兵，士家的身分使他们遭受的苦痛比田客更为厉害，某些比较重视现实的封建官僚也说屯兵“怨旷积年”，他们当然很不满意封建官府，如果他们逃亡在外，法律规定要“考竟其妻子”，曹操还想要“更重其刑”，刑及三族。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屯田劳动者（田客、田兵）较便利地有了土地使用，生活比以前富足了的说法是完全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
曹魏政权根据自己“强兵足食”的军政需要，采取军事手段部勒劳动者，肆意强迫劳动人民迁徙异乡进行屯田，把广大汉末造反的革命人民重新紧紧地束缚在屯田的土地上，对他们征收高额地租，摊派种种繁重的赋役，这是封建政权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所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之一。有压迫便有反抗，压迫愈凶，反抗愈甚。可以简单列举其中规模较大的如下：建安初，广陵郡海西、淮浦二县人民起义。建安初，庐江陈策等数万人起义。建安五年（二OO年），长广民从线、王营等先后起义，各有众数千人。建安五年（二OO年）汝南瞿恭、沈成等起义于淮泗一带。建安五年左右，襄贲屯田民炅母起义。建安六年（二O一年）山东郭祖起义于济南、乐安一带。建安十年（二O五年）幽州赵犊起义，攻杀刺史。建安十一年（二O六年）长广人管承起义。建安十四年（二O九年）十二月，庐江人陈兰、梅成、雷绪等起义于淮南。建安十六年（二一一年）正月，太原商曜等起义。建安十六年（二一一年）十月，河间人田银、苏伯等起义。
建安十七年（二一二年），关中刘雄等起义于终南山。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四月，淮南滨江民十余万户，反对迁徙，渡江奔吴。建安二十年（二一五年）十二月，屯田客吕并在陈仓起义。建安廿一年（二一六年）东莱民起义。建安廿三年（二一八年）九月，南阳吏民苦于徭役，起来造反。建安廿四年（二一九年）十月，陆浑人孙狼等抗役起义。
由此可见，从建安初直到曹操身死前夕，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这些起义有的本身便是汉末黄巾军的余部，他们在汉政权名存实亡、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的时期内，仍然多次攻城邑、杀长吏，表现出革命农民前仆后继不畏强暴的英雄本色。他们为反对曹操政权的反攻倒算所进行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史书记载，直到建安十二年（二O七年），黄巾余部也还在战斗不息。之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方兴未艾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许多的斗争都是反对曹操封建政权的政治斗争，实质上仍是汉末黄巾大起义的继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屯田劳动者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主要以反抗赋役剥削为特色，这最清楚地表明了曹操时期屯田劳动者赋役负担的极端繁重；屯田劳动者反抗斗争的频繁发动，非常有力地说明了曹操行屯田人民生活并没有因为国库充实而有任何改善，他们贫困得无以度日，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斗争，曹操行屯田与汉末农民战争的利害关系也就由此洞若观火了。
结语
总之，曹魏政权根据自己“强兵足食”的军政需要，采取军事手段部勒劳动者，肆意强迫劳动人民迁徙异乡进行屯田，把广大汉末造反的革命人民重新紧紧地束缚在屯田的土地上，对他们征收高额地租，摊派种种繁重的赋役，这是封建政权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所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之一。许多的斗争都是反对曹操封建政权的政治斗争，实质上仍是汉末黄巾大起义的继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屯田劳动者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