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西方逐渐崛起，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从18世纪的中国热转向中国黑，很多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的古代历史，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周朝开始的，否定了夏商的存在。虽然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也为中国历史的可靠性提供了证据，但西方学者承认商朝的同时，依旧否认夏朝的存在，甚至对于更早的五帝时代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令人担忧的是，受到西方影响，许多中国人也开始质疑五帝和夏朝的历史，至今这样的观点在网络上频繁出现。但问题是，五帝时代虽然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真的没有任何真实的依据吗？现今的考古发现中，也许能找到一些能够支持这一历史阶段的线索。正因如此，《史记》的第一篇就讲述了五帝本纪，似乎也在暗示这个历史时期并非完全虚构。

根据史书记载，在五帝之前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暴虐和战乱中。蚩尤的暴虐与好战，使得这段时期充满了冲突，之后的炎黄之战和黄蚩涿鹿之战等，都是这一时期动荡不安的表现。因此，五帝之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阶段。黄帝的出现，结束了这场混乱，建立了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了五帝时期，相对来说，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巧合的是，考古学家也在研究中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中国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赵辉认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重组，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相继影响了中原地区，最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原龙山文化。这一时期，正是社会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的阶段，和史书中描述的五帝时代的背景非常相符。

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即约5000至4500年前的时期，整个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得极为混乱，战乱和暴力成为主旋律。考古学界称这一时期为文化重组阶段，这与史书中对黄帝结束混乱、建立秩序的描述相符。除此之外，考古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成组礼器逐渐出现。相比之下，仰韶文化时期虽然有礼器，但并未出现成组的情况。成组礼器的出现，明显反映了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因此，史书中提到黄帝时期的大动荡，以及五帝时代的稳定秩序，与考古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这似乎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对上古历史的真实记录。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虽然甲骨文常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但甲骨文本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不可能没有更早的源头。通过对彭头山遗址的符号、贾湖的刻符等研究，学者们发现中国的文字历史大约已经有万年之久。在五帝时代前后，中国文字发展进入了重要阶段。学者苏秉琦曾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虽出自商代晚期的商人之手，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物证。

进一步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字形，如酉、鬲、畐、丙、宫等，早在仰韶晚期前后就已经出现过。实际上，这些字形所代表的器物造型，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消失，而在商代也不再见到这些物品。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商朝人创造的，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五帝时代。也就是说，五帝时代前后，中国文字的体系经历了重要的变化。因此，史书中所说的仓颉造字，可能并非完全是神话传说，而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此外，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的车字，也表明五帝时代已经有了记事文字。这些文字的造型在商代并不存在，说明五帝时代的中国可能确实有了能够记录历史的文字系统。因此，五帝时代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神话，史书中流传下来的五帝事迹，也不应被轻易否定。

在《周髀算经》中，有关地中的记载与五帝时代的历史密切相关。所谓地中，就是指地球的中心，而这一概念与国家的地理中心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这个名字。《周髀算经》里提到，地中的标准是夏至正午时，日影应为一尺六寸。这一标准与《周礼》中的地中标准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周髀算经》实际上记录的是五帝时代的地中标准。位于山西临汾襄汾的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木胎漆绘圭尺，用来测量夏至日影的长度。学者们考证发现，陶寺遗址的夏至日影与《周髀算经》中的标准一致，证明五帝时代的历史并未完全失传，部分传承了下来。

由此可见，夏朝建立之前的千年历史，可能并未完全失传，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部分传承下来。因此，先秦的《尚书》、《左传》等文献中，也提到了五帝时代的历史。尽管历史的传承不完全，甚至可能有一些失真，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帝时代完全是虚构的。司马迁在整理《五帝本纪》时，明确指出了上古帝王事迹的真实性存疑，但他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最终形成了这一历史记录。可以说，五帝时代的历史确实有所传承，但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和历史的变迁，部分内容难以完全确认。西方学者将五帝完全视为神话传说，这种观点显然缺乏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