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在历史爱好者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忽必烈真的是靠汉军才夺取天下的吗？”

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们，尤其是忽必烈，完全是因为依赖汉人的武装力量，才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大一统。

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不是说这个结论完全错了，而是说我们不应该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去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忽必烈政权在“蒙古旧俗”与“汉法”之间的博弈与权衡——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通过这段历史的复盘，我们却可以理解一个少数族裔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如何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点的。

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的建立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

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汉族王朝更迭，也不同于之前的五胡入华。

忽必烈之所以能赢，确实离不开汉军，但其中的逻辑，远比“靠汉军”这三个字要复杂得多。

本文，我们就来回顾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算计的历史，看看一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之后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发生了转向。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忽必烈——作为一个蒙古大汗，会如此依仗汉军？

——这里的“依仗”，得先厘清背景：

这主要是指忽必烈在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那段时期，以及后来灭亡南宋的特定战争阶段。

首先从政治合法性上来考虑这件事。

在当时，真正代表蒙古“正统”的，其实并不是忽必烈，而是留守在蒙古草原大本营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

阿里不哥得到了蒙古本土贵族以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西道诸王”的广泛支持。

在他们眼里，忽必烈搞的那一套“汉化”，简直就是数典忘祖。

也就是说，在很多传统的蒙古王公看来，阿里不哥才是正牌的大汗，而忽必烈更像是一个“叛逆者”。

面对这种几乎被孤立的局面，忽必烈能依靠谁？

他只能依靠他封地里的力量——也就是漠南汉地的资源。

所以，无论忽必烈内心对汉文化是真爱还是假意，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这位务实的帝王，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紧紧抓住汉地世侯这根救命稻草。

而除此之外，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这也是忽必烈决策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层面，忽必烈又最起码有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军事上的互补。

在这个问题上，忽必烈面对的战场，和成吉思汗时代截然不同。

忽必烈面对的敌人是谁？

一边是同样拥有精锐蒙古骑兵的阿里不哥，另一边是据守长江天险、城池坚固的南宋。

对于阿里不哥，双方在北方草原硬碰硬。

虽然蒙古骑兵是主力，但忽必烈在即位之初（中统年间），为了弥补兵力不足，采纳了谋士姚枢的建议，组建了一支名为“武卫军”的中央禁卫部队。

这支部队规模达到三万，兵员主要来自汉地，参照的是宋金的禁卫军制度。

当时忽必烈还下令征调各路汉军万户，比如史天泽带来的西征军人，充实到京师宿卫。

这说明在忽必烈初登大位、外有强敌环伺的危急时刻，这支以汉人为主的武装力量，是他敢于和草原旧势力叫板的底气。

而在对付南宋的问题上，汉军的作用就更不可替代了。

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湖泊纵横，到处是水乡泽国。

这种地理环境，简直就是北方骑兵的噩梦。蒙古人并不是超人，水土不服是客观存在的。

你想想，让习惯了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骑兵去打水战，那和让旱鸭子下水有什么区别？

要征服南宋，必须依靠水师。

而建立水师、训练水军、制造战船，这些技术活，蒙古人玩不转，只能靠汉人。

所以我们看到，灭亡南宋的关键战役，比如襄阳之战、崖山海战，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汉军将领。

刘整建立了元朝的水师，张弘范统领大军在崖山终结了南宋的国运。就连那个著名的“草包将军”范文虎，也是汉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说是汉军帮忽必烈拿下了半壁江山，并不为过。

而如果以上只是用军事战术来做逻辑推演，那么忽必烈还有基于现实的第二层考虑：

经济封锁。

当时阿里不哥虽然占据了草原祖地，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穷。

草原经济结构单一，粮食、铁器、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高度依赖中原地区的输送。

忽必烈控制了中原，也就控制了草原的命脉。他切断了对哈拉和林的物资供应，这招“断供”比千军万马还要管用。

而要维持这种经济封锁，要调动中原庞大的人力物力，离不开汉地世侯的配合。

这才是“汉军”背后真正的力量——一个庞大的农业文明的经济后勤体系。

看过这几个方面的论据以后，你是不是也觉得忽必烈就是靠汉军打天下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忽必烈对汉军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点，就是“李璮之乱”。

李璮是山东的大军阀，也是忽必烈极其信任的汉人世侯。

但他却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激战正酣的时候，突然在后方造反，甚至还联络南宋，想要自立为王。

这件事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忽必烈脸上。

忽必烈突然意识到，这些汉人世侯虽然好用，但太危险了。

他们手里有兵、有地、有钱，如果不能有效制约，大元朝迟早要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

于是，在平定李璮之后，忽必烈开始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削藩”。

他不再信任汉军将领统领大规模的野战军，而是更多地引入色目人、钦察人（如钦察卫亲军）来充当核心军事力量。

汉军世侯的兵权被逐渐收回，世袭的特权被剥夺，汉军的地位开始边缘化，更多地被用作消耗性的步兵或屯田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元朝中后期，我们很少再看到像史天泽这样权倾朝野的汉人统帅。

所以，忽必烈对汉军的使用，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论”。

在他需要对抗草原保守势力时，汉军是他手中的利剑；在他需要征服江南水乡时，汉军是他渡河的舟楫。

但当天下初定，这把剑如果太过锋利，就有可能伤到自己，那就必须把它收进鞘里，甚至折断。

上千年来，关于元朝军事力量的争论，固然有民族情绪的投射，但更大程度上，其实还是一个统治集团如何平衡各方势力的问题。

忽必烈并没有把宝全押在汉军身上。

他对阿里不哥的最后一击，依然是亲自率领诸路大军，其中不乏蒙古宗王和色目将领。

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美的军队放在那里让帝王使用，而只有一些各有优缺点的工具包供君主酌情选取。

对于忽必烈来说，汉军是工具，蒙古骑兵是根本，色目人是平衡手。

最后再说回开头的问题。

忽必烈真的是靠汉军才夺取天下的吗？

是，也不是。

没有汉军，他赢不了阿里不哥，更过不了长江；但光靠汉军，他也坐不稳这个蒙古大汗的位置。

他真正依靠的，是那种能够驾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军事力量的高超政治手腕。

这才是帝王术的真相。

番外 我们的 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一直提到“汉军”和“汉人”，但实际上，元朝语境下的这个概念，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并不完全一样。

在蒙元时期，所谓的“汉人”，并不单指我们现在说的汉族。

它其实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指的是原金朝统治范围内的各族人民。这不仅包括了北方的汉人，还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甚至还有高丽人。

所以，当你看到史料里说某支“汉军”作战勇猛时，里面可能混杂着骑射娴熟的女真猛士，或者擅长骑兵作战的契丹人。

至于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在元朝的四等人制里，被称为“南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虽然忽必烈在李璮之乱后不再信任汉军世侯，但他对个别汉人将领还是“物尽其用”的。

比如张弘范，虽然是汉人，但他指挥灭宋之战时，那是真的卖力。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

对于北方的汉世侯来说，南宋那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在心理上和他们是有隔阂的。

在他们眼里，大家各为其主，你是宋人，我是元臣（或者是之前的金臣），打你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很多时候，历史的残酷就在于，那些看起来宏大的民族大义，在具体的利益纠葛和地缘政治面前，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

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