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顾外蒙古独立：到底是因为反对汉族统治，还是真的想独立自主？
关于外蒙古独立的根源，许多人普遍认为这是外部势力干涉的结果，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清朝政府的倒台与蒙古的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曾是清朝的一部分，蒙满同盟在清朝的统治下得以维系。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满洲统治者退出历史舞台，蒙满同盟关系也随之结束。清朝皇帝不仅是中国的统治者，还是蒙古的大汗，蒙古的汗位在经过多次武力统一后，成为了蒙古地区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地位。漠北蒙古（今外蒙古）只承认清朝为宗主国，然而，当汉人开始执政后，蒙古人对中央政权的不满迅速升高。很快，第二年，外蒙古宣布独立。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朝皇帝当时没有退位，继续名义上保持天下共主的地位，外蒙古的独立可能就不会发生。 清朝政府自始至终将外蒙古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并且在清朝中前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严格的控制，中央与外蒙古的关系一直保持紧密。1691年，漠北蒙古各部在面对沙俄威胁时，参加了康熙帝主持的多伦会盟，从此，漠北蒙古正式成为清朝的一部分。随后的1727年，清朝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法律上确认了清朝对漠北蒙古的统治。
康熙帝是一位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皇帝，他凭借聪明的政治手腕，通过恩威并施的策略，使外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康熙三征漠北，最终收复了外蒙古，彻底解决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带来的边患。清朝政府通过武力征服、分化瓦解以及建立八旗制度、联姻以及推广藏传佛教等方式，实现了对蒙古地区的严格控制。在清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管理政策是比较得当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紧密。 然而，晚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加剧了民族矛盾，导致了满蒙对抗、汉蒙对抗以及外蒙古分裂的苗头。1906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施了所谓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是放垦牧地以移民实边，设置郡县以管辖移民，强化驻军。这些措施本意是为了应对沙俄对蒙古和新疆的侵略，但实际上却引发了蒙古地区的强烈反对。因为汉族移民垦殖牧地直接影响了蒙古人传统的生计方式，设立官职则侵犯了蒙古王公的权利，驻军则使蒙古人产生了更强的危机感。 新政不仅忽视了蒙汉之间的民族差异，还强行征收重税，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内外蒙古的王公和百姓纷纷反抗清朝的统治。许多蒙古王公开始寻求外国的支持，反对清廷的新政。由此，新政变成了苛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开始转化为民族之间的对立，蒙古人的反满、反汉情绪逐渐加剧，反对清朝的思潮在蒙古地区蔓延。 到了1911年，外蒙古发生了实际上的独立。11月，杭达多尔济等蒙古领袖在获得沙俄支持后，率蒙古军队包围了库伦的清朝驻军，解除武装并驱逐了清朝的库伦办事大臣。12月，杭达多尔济等王公在库伦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推举外蒙古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蒙古国的皇帝。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称自己为日光皇帝，年号共戴。然而，正值清朝和民国政权交替之际，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未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一事件从法理上并没有得到认可，因此，外蒙古的独立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独立运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且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清朝驻军。这表明，无论当时的清朝皇帝是否退位，外蒙古的独立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民国政府在对外蒙古的政策上也存在失误，最终推动了蒙古政治集团依赖外国势力，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在清帝退位后，中国实施共和制，国家政权更替导致的地区动荡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民国政府采取的武力统一策略本身是正确的，但在收复外蒙古后，中央并未能有效建立对外蒙的统治。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将军率兵进入库伦，收复了外蒙古。当时一些文章赞扬了徐树铮的雄才大略，但实际上他缺乏政治头脑和处理民族关系的能力，推行的新政激起了蒙古人的反感。 徐树铮进入库伦时，带着80辆大卡车，展示新式武器来炫耀实力。在他主持的典礼上，蒙古活佛被强迫向大总统像行三鞠躬礼，这对历史上从未接受过类似礼节的哲布尊丹巴和蒙古人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徐树铮的做法不仅令活佛感到屈辱，也严重伤害了蒙古人民的自尊心。正是他的粗暴行径，使得外蒙古的统治力量和喇嘛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政府，这也使得外蒙人民的情绪彻底转向对立面。 总的来说，满清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对立和分裂，而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失误，则将蒙古的政治集团推向了外国势力。沙俄的野心也助长了外蒙古独立的气焰。因此，无论清朝皇帝是否退位，外蒙古的独立事件几乎注定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