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方势力为了争夺皇权而展开激烈斗争，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无暇顾及其他事务。在这种局势下，北方的胡族趁乱大举进入中原，参与到这场混战之中，并在战火中争相发展自己的势力。匈奴、羯、氐、鲜卑等民族逐渐崭露头角，建立起各自的政权。正如历史学者所言：如今司马氏的亲族相互残杀，四海动荡不安，正是各方崛起的时机。

傅斯年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局势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晋朝失去了政权，天下大乱，皇帝迁往南方，胡族和羯族开始掌握实权。中原曾经的繁华文明，沦为了外族争夺的战场。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晋末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的崛起是由两汉魏晋以来的胡族迁徙和中原汉王朝奉行的怀柔治胡政策铺垫出来的。这些政策为胡族的大规模迁入中原并建立地方政权提供了历史基础，积累了足够的人口和力量。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正是西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不断斗争，导致中央集权的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制衡胡族的迁徙和势力发展。

永嘉年间，随着南渡的发生，北方的胡族内迁得到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的王公为了争取胡族军队的支持，选择默许并支持胡族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胡族崛起的竞争资源和条件。除了历史积淀和有利时局的推动外，我们还应看到，晋末十六国时期内迁胡族崛起的必然性。对于这些内迁胡族而言，他们追求兴邦复业，根本目的是摆脱西晋汉王朝的压迫和统治。

早在东汉初年，班彪就曾提到，凉州的羌人和胡人已经与汉人杂居。中原王朝对内迁胡族的压迫与剥削由来已久，尤其是西晋时期，正如祝总斌所言：匈奴的部众在本族统治者和汉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面临着民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五胡入华后，胡族与西晋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西晋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面对大量内迁的胡族人口，西晋延续了曹魏时期的治胡策略，要么保留胡族的部落组织形式，要么剥夺其首领的统治权，分化并改造其部族，强制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这些策略本质上都是为了对内迁胡族进行经济剥削。同时，内迁胡族还遭受到西晋统治阶层的歧视与排挤，许多晋朝朝臣曾提出反对将胡族迁徙至中原的建议，这也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南匈奴等内迁胡族之所以渴望兴邦复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希望通过恢复和增强自身的力量，摆脱西晋王朝的压迫。

回顾西晋时期，胡族的反晋斗争几乎是接连不断的。例如，晋初鲜卑部落的秃发树机能因不满西晋秦州刺史胡烈的强硬统治，联合西北的羌族、匈奴等势力反抗西晋。泰始七年，匈奴右贤王刘猛发动反晋起义；元康四年，匈奴的郝散在并州起事；同年，氐族的齐万年发起了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反晋斗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每一次起义都能迅速召集大量各族人民，反映出西晋王朝在治理内迁胡族方面的严重问题，正是这种腐败统治激化了民族矛盾。

在这些内迁胡族中，一部分贵族集团通过反抗西晋王朝的压迫，迅速崛起并建立了地方政权。例如，匈奴刘渊集团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晋中后期，由于统治阶层的集体腐败和争权夺利，社会动荡加剧，国家实力迅速衰弱，内迁胡族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八王之乱中，许多胡族部落被各方诸王看作强大的军事力量，被纷纷招揽并利用。例如，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参与内战，东嬴公司马腾引乌桓和羯族朱袭司马颖，幽州刺史王浚则引慕容鲜卑攻打邺城。在西晋王朝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这些胡族部落以被招募的名义进入中原腹地，逐渐从历史的配角转变为决定中原政局和中国历史走向的主角。 胡族的崛起与强盛，正是在西晋汉王朝衰败的同时发生的。晋朝的实力衰退，使得它难以有效控制内迁胡族势力的扩展，而各个胡族统治者则趁机在混乱局面中逐渐发展壮大，划分自己的统治范围。具体来说，胡族的强盛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回顾两汉魏晋时期胡族的内迁与中原汉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因为中原汉王朝是阻止胡族内迁的最重要力量。在研究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建立和强盛时，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晋中后期中央集权功能衰减的直接影响，还要看到这一现象与两汉魏晋时期胡族内迁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 匈奴刘渊集团的兴起与强大，代表着十六国时期由胡族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赵国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首次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为后来的多民族政权建立开创了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意义。 汉赵国由刘渊集团于西晋末期建立，并联合并州五部匈奴等内迁胡族共同建立了这个多民族政权。要理解汉赵国的建立和扩展，首先要了解匈奴刘氏一族的历史，这是汉赵国兴起的根基，也是它从部落走向政权转变的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