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莉安·阿德勒

2025年的最后一天，数据与情感的关切都流向同一件事——时间。我们在堆叠的年终总结中打捞意义，试图证明生命并不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 在当代，哲人们批判时间沦为了商品，成为均质地流逝着的效益单位，由此失去了神圣性。作为过度贪恋精确的代价，时钟的嘀嗒催生焦虑。

那么，在机械时间全面垄断生活以前，人类如何感知、接纳并安放时间？

在欧洲第一台报时钟当众悬挂以前，中世纪人通过潮汐和星辰、天光与影子的变幻来感知时间，也根据教会的历法安排祈祷和节庆。人们感受着内在与外在时间的平衡：遁入宗教永恒的狂喜，或在回忆中感受时空绵延。时间曾是内嵌于生命的节律。

在近期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万物皆有时：中世纪的时间与生活》中，吉莉安·阿德勒（Gillian Adler）与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探讨了中世纪机械钟普及前后的时间体验与观念变革。吉莉安是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的人文讲席教授，也是纽约中世纪协会主席。她深耕中世纪时间史多年，代表作《乔叟与时间伦理》（Chaucer and the Ethics of Time）2022年于英国出版。

《上海书评》于年末专访了作者吉莉安·阿德勒，请她谈谈中世纪的三重时间感知：自然时间、仪式时间与机械时间。在数千年前的人类经验中，也许存在着与时间洪流温柔共处的密码。

《万物皆有时：中世纪的时间与生活》，[美]吉莉安·阿德勒、[美]保罗·斯特罗姆著，陈静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248页，88.00元

时间的多重感知

中世纪人生活在比今天的我们更多元的时间系统中，他们对时间的感受比当代人丰富很多。您在书中探讨了自然节律、宗教仪式与机械时钟等多种并存的时间维度。这些不同维度、相互碰撞的时间机制，如何塑造中世纪人对时间的理解？从您研究的文学作品中看，他们对时间的理解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明显不同？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纪的人们以有趣的方式平衡着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时间形式：自然时间、仪式时间以及机械时间。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时间体系和感知方式并没有造成混乱，相反，时间就像一张“织物”，由多条线索和框架交织而成，没有哪一条能够完全主导人们的时间意识。

中世纪的人们在时间方面处于一种“同时感知”的状态。大多数人依靠自然和天象来计时，如日出日落、季节更迭、潮汐和星辰。这种计时方式主要服务于中世纪农业生活的节奏。仪式时间则有所不同，它由一套规范的年度宗教仪式和每日祈祷历法来确定，服务于人们的精神追求。而机械钟的出现，又逐渐创造了一种标准化的时间，为民事和商业事务的统一性提供了可能。

如今，我们深受机械时间和财政日历的支配，自视为时间效率的掌控者，致力于最大化利用“分钟”这一单位。可量化的线性时间模式决定着我们的饮食、工作和睡眠。然而，在中世纪时期，时钟的权威性远不及今日。中世纪的人们将时间视为更流动的状态，他们会通过平衡多套时间系统（自然的、仪式的、机械的）来衡量外部时间，同时，他们也更多地体验着等待、回忆或期待等主观时间活动。

中世纪的文学和宗教作品中有很多篇幅都致力于描绘“时间的内在体验”：宗教狂喜如何将人从当下带入永恒，或是因瘟疫而逝去的挚爱之人如何使主观时间感绵延不绝。这些描写提醒我们，将机械时间置于主观时间之下，或让感受定义时间的计量结构，而非将感受生硬地套入计量结构，这样的时间感知方式是多么重要。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但丁的《神曲》，这些灵性著作揭示了世俗的人类活动与超越性的永恒价值之间的关系，也记录了人们对时间的广阔感知：既包含对最小单位时间的感知，也包含对上帝永恒性的感知。一些文学作品描绘了人物在不同时间体系间的转换，展现了他们如何调和这些体系，从而构建出个人“真实”的时间观。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试图在朝圣之旅接近尾声时确定时间，他运用了自然观察（观察影子的长度）、天文观测和钟表计时。中世纪人或许并不认为必须在不同的时间体系之间做出选择，也不会被迫服从线性或循环的单一时间流逝模式，而我们却常常屈服于压力，将循环的、自然的、主观的时间感知简化为钟表和日历上的精确刻度。

书中用“变革的钟声”来描述机械时间的逐渐普及，机械钟的精确齿轮节奏，为商业和社会活动提供了统一、精准、均质的计时机制，打破了过去由“不等时制度”带来的混沌秩序。当机械钟首次登场时，这场技术变革对中世纪的社会文化观念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吉莉安·阿德勒：随着机械钟表在精密性和效率上的不断发展，它日益强调守时性，并催生出更统一、更精确的计时标准。擒纵器（escapement）是确保计时标准化的关键机制；机械的节奏改变了城市生活，促使人们规范市场并重新评估劳动时间，因为它使得设定精确的上下班时间成为可能。这种新的精密规律提升了生产力的文化价值，城市开始对迟到者处以罚款。

钟表在世俗城市商业活动外的其他领域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在宗教团体内部。事实上，最早对时间测量的研究就发生在修道院和教堂，且修道院比城镇居民更快地拥有早期钟表。像沃灵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llingford）这样的神职人员建造的天文钟，表明了教会对这项研究的大量投入。新技术的诞生必然源于僧侣们对规律作息的需求，他们需制定并遵循特定的时间表。

时钟从修道院的墙壁移至城市塔楼，为更广泛的人群创造了一种新的时间标准。当它被安装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等高耸的公共建筑上时，它获得了新的公共权威，标志着机械时间的脉搏如今已响彻世俗社会。

艺术和文学作品常常对时钟表达震惊，而非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精美的自动机械装置，使时钟成为一种壮观而生动的公共展品。时钟在当时的文化想象和历史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它经常被转化为艺术品和寓言。像但丁和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这样的诗人从熟悉的时钟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套描述人类经验的新词汇，涵盖了精神永恒、人类爱情、宇宙现象等诸多主题。

（采访者注：在《神曲》的天国篇中，但丁将时钟齿轮的秩序感，与人对上帝的炽热情感、对宇宙和谐的赞叹联系起来，突破了传统宗教文本对 “永恒” 的抽象描述，创造出兼具机械感与神性的时间语言：“于是，那些喜悦的灵魂围成圈子绕着固定的中心旋转起来，一面像彗星一般闪耀着强烈的光芒。正如时钟的装置结构中的齿轮都各以互不相同的速度转动，以致在观察者看来，第一个齿轮似乎静止不动，最后的一个像飞也似的旋转；同样，那一圈一圈的跳舞的灵魂也都各以互不相同的节奏舞蹈，有的快，有的慢，使我得以推断他们的幸福程度。”）

在今天，时间也许是少有的绝对平等的事物，但您在书中谈到，在中世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节奏：在农民还在依赖自然时间安排农务时，城镇居民已开始按钟点组织经济活动，他们的时间观已呈现经济属性。在中世纪，时间似乎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东西？

吉莉安·阿德勒：是的，可以说时间某种程度上具有“阶级属性”，中世纪生活中不同的时间体系反映了某种社会等级制度。乡村劳动者的农业耕作通常依赖自然时间，因此关注日出、日落、潮汐等周期性因素；僧侣和神职人员的日常作息严格按照教会制定的时间规程，例如晨祷和晚祷，年度例行宗教仪式等；与此同时，中世纪晚期的城镇居民和商人则尤其依赖公共钟表所构成的等时制。

然而，这些不同的时间体系并非互斥的，它们不断重叠，相互竞争，展现了中世纪人驾驭多重时间体验的能力。时间并非严格意义上 “阶级专属” 的最明确证据是，乡村劳动者将教会时间标记用于劳作安排，农民的一天不仅以黎明为界，也以教会规定的时辰为界。历法（尤其是描绘每月农事活动的图像化历法）将天象与农事绑定，正式确立了农民日常的农耕活动与更广阔的天体运行周期之间的联系。通过将黄道十二宫与农民的季节性活动（例如耕作、播种和收割）类比，这些 “每月劳作” 的记忆性图像，将劳动者的平凡生活与天体运转，以及僧侣所处的永恒领域联系了起来。

但丁手持《神曲》立于地狱入口旁，十五世纪湿壁画。

时间的寓言：道德修辞与性别政治

您在书中展示了中世纪文化如何通过寓言化与拟人化来理解时间。这些图像和寓言使得时间与很多美德产生了联系，比如节制、审慎、远见和智慧等等。直到今天，很多基本美德也与时间有关。时间为什么会成为道德修辞的工具？时间和品德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逐步产生的？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纪文化将时间视为人类道德斗争的根本舞台，美德与时间的关联便根源于此。这种关联源于将抽象的道德冲突具象化的需要，以及计时学作为自律工具的普及。纯粹中立、客观的时间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发明，是机械钟表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副产品。在中世纪人的思想中，时间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是动荡不安的世界，也是人类为获得救赎而奋斗的有限期。因而，在精神层面，一个人如何利用时间直接反映了他的美德或罪孽。

将时间寓言化也是对抗关于“肉体有限性”的焦虑的一种手段。在《玫瑰传奇》等作品中，时间有时被拟人化为老年，有时被描绘成对身体的破坏性影响。这种观念与《创世记》中的教导，特别是关于伊甸园的教导密切相关，其中确立了辛勤劳动与懒惰之间的道德区别。因此，生产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浪费时间则是一种罪过。我要补充的是，“高效”或“成功”的含义会因语境而异：它并非总是以劳动的产出来衡量，有时，劳动本身就蕴含着美德。

随着这些时间概念在寓言中被赋予拟人化形态，抽象的概念被转化为可以参与戏剧性道德斗争的角色。在英国讽喻诗《农夫皮尔斯》中，懒惰被描绘成一个嗜睡症患者，他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忽略了自己的精神职责。这种发展强化了“浪费在世上的时间，最令天上的人憎恨”的观点。懒惰的拟人化使浪费时间的抽象威胁变得具体而可憎。

随着机械钟表的普及，节制的美德成为善用时间的最高体现。节制在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重新成为一项重要的枢德，并很快与钟表本身联系起来。计时学的日益普及使人们更加关注节制和自律的伦理。在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寓言故事《奥西亚书信》（The Epistle of Othea）中，作者将时间的精确性作为自律的隐喻，节制的化身实际调整着机械钟表的齿轮，寓意着正如钟表必须精确校准一样，有德之人也必须约束自己的身体和欲望。

在时间寓言中，您观察到，“命运”常以女性形象出现，象征变动、不可控与反复。“时间”则多为男性形象，象征权威、判断与秩序。您还提到，中世纪男性与女性对时间的体验也有很大区别，中世纪的时间体验在性别上是有结构性不平等的。请您再展开谈谈时间对不同性别角色而言有何不同。

吉莉安·阿德勒：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和时间之神坦普斯（Tempus）等人物的性别化可能更多是源于拉丁语的语法规则，而非刻意传达的某种哲学隐喻。然而，我在书里论证了时间体验的确带有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色彩。我们发现了一种主要的二元对立：一种是线性的、目的论的时间，通常用于描述男性的一生；另一种是基于角色的、循环的时间，则适用于女性；这些时间模式决定着一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自由和精神成熟度。

对于中世纪的男性，时间通常围绕着“人生阶段”构建，这是一个基于数字年龄的相对标准化的生命周期，反映了人类朝着固定终点（目的论）的线性进程。男性的生命周期通常分为三到七个阶段，这些阶段往往与宗教数字学相关，并对应于四种体液和四季，也体现着中世纪“自然与人体对应”的世界观。这些时间阶段是衡量个人在世俗生活中所获成就的重要指标。

女性的时间体验并非主要由年龄的增长构成，而是由一系列与身份定义、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阶段构成。经典模式是按照“处女-妻子-寡妇”的轨迹单向推进，每个阶段不可逆、不重复，且节点完全与婚姻状态 “绑定”。该模式依据女性与婚姻的关系及其法律权利，来定义其时间，而非依据确切的年龄。

婚前和婚后，女性的法律和经济自由都受到限制。而寡居反而带来时间和法律上的解放。丈夫的去世打破了线性模式，寡居赋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所有权、独立性和旅行自由。“寡妇”这一阶段实质上让女性获得了一种 “重获贞洁” 的状态，打破了人们对线性人生轨迹的预期。

在实践中，中世纪女性积极抵制这种线性的、以角色为基础的时间模式，这表明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女性时间”，这个时间往往是循环往复，而非循序渐进的。乔叟笔下的巴斯妇（The Wife of Bath）前后嫁了五个丈夫，通过言语、身体和情感操纵，掌控了婚姻中的主权，她并非依次经历妻子和寡妇的阶段，而是通过多次婚姻循环往复。玛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打破了“处女-妻子”这一既定顺序，她与丈夫协商婚后贞洁共处，颠覆了传统的期望，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婚姻的束缚。

节制女神正在调试一座时钟

朝向末日的旅程

中世纪，不同的时间观念和系统似乎在争夺着对人们的支配权。中世纪中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商业全面兴起，人们原本用来祈祷和冥思上帝的时间，也可以被用来追逐效益和财富。宗教时间和世俗时间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各自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行为来控制人们的生活节奏的？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纪人们对“如何最佳利用时间”的看法各不相同，正如今天一样。中世纪的精神生活强调时间是用于祈祷与冥想的资源。在教会中保持特定的生活节奏，有助于强化精神戒律。时间管理植根于礼仪日历与教会时辰，其目的是确保公共祈祷的统一性与准时性。这些的最终目标都是更好地侍奉上帝。

对时间的日益重视加深了人们对“怠惰”（Acedia，即灵性上的懒惰）的恐惧，提醒人们世间万物的转瞬即逝。

这种观念似乎与将时间视为经济商品的观念相悖。商人、城市官员和政府官员通过时钟来控制生活节奏，并以此确立经济效率的标准。随着机械钟被安装在公共塔楼上，时间从个人或礼仪的节奏转变为公共的、公民的标准。时钟规范着商业活动，标示着工作日的精确开始和结束。迟到者会受到经济而非宗教的惩罚。

尽管这些不同的时间观念可能在教会和世俗权力之间形成竞争，但它们也相互依存。精神信仰与商业劳动的世界紧密交织：作为效率工具的时钟，最初因修道院的需求而被发明，最终却成为商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归根结底，时钟只是根据不同场景，对“人们如何支配时间”赋予了不同的侧重点。而某一时刻究竟是用于劳作牟利，还是投身于祈祷救赎，其意义皆非同寻常。

在基督教的阐释中，末日终会来临，旧的天地和世俗时间将会终结，神将审判一切，并从此开启另一种永恒时间。令人困惑的唯一问题并不是它是否会到来，而是它何时到来。因而，中世纪人普遍活在对“时间终点”的恐惧和焦虑之中。中世纪人如何应对这种末世感？ 他们如何既对终点保持敬畏，同时又保有投入当下的热情？

吉莉安·阿德勒：中世纪的人们应对末世感的方式是，将“终结”与“末日审判”这些恐怖概念转化为可辨识的符号，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约束自身生活方式的道德紧迫感。末日必将到来的确定性，与末日何时降临的不确定性交织，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也迫使他们重视伦理与精神抉择。基督讲述的“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的比喻”便是核心告诫：“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这让信徒们始终保持警醒，因为未做好预备的人，将无法进入基督的国。

当时有一系列方式，能让这一未知的未来变得真切可感、易于理解。中世纪早期的学者，如奥古斯丁和比德（Bede），将他们所处的世界置于一套宏大、结构化的体系——“世界时代”之中，这一体系常与上帝创世的七日相呼应。他们从智识层面给出确切信号：人类正站在时间终结的边缘，身处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时代。

敌基督的降临，成为世界即将终结的切实征兆。这一形象有时被描绘为恶魔，有时则是圆滑狡诈的凡人。它是一个强有力、具流动性的象征符号，使人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当世暴君与道德败坏之上，以此作为末日即将到来的证据。

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良心的刺痛》（The Prick of Conscience）等通俗文本广泛传播“审判的十五个征兆”。这些征兆对应末日来临前的十五天，每一天各有表征，例如大海咆哮、岩石崩裂、人们从洞穴中爬出。它们通过夸大世间已存在的自然现象，获得令人不安的威慑力。

对末日的敬畏得以维系，是因为它赋予了当下强烈的道德与精神意义。对永世诅咒的恐惧，转化为对现世时间有意识的规划，并形成积极投身现世的道德律令。唯有带着属灵意识去践行，平凡的生活才具有德性。我们能从装饰在教堂墙壁与圣坛拱门处的末日审判画中，窥见这一观念。这些视觉警示通过展现迫近当下的终极抉择，迫使人们严肃对待现世光阴。

当代社会对“时间的终点”也有很多讨论，如死亡所代表的生命终点，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终点”，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文明的终点”等。中世纪人应对“终点焦虑”的方式对当代社会有何启示？

吉莉安·阿德勒：我们当代的许多焦虑都源于我们自身对时间的认知局限：最主要的是我们对机械钟的过度依赖——它将时间强行塑造成标准化的经济单位。现代人的倦怠感往往与效率损失或金钱成本相关。我们受困于孤立的、碎片化的数字日程，受困于“以个人效率衡量个人成功”的观念，而这些往往是以牺牲社群联结为代价的。

拥抱中世纪生活中时间的多样性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利用时间，学习一种非线性、更具集体性和道德意识的时间观。我们可能会发现，专注的创造性工作这类活动，会催生更缓慢、更主观的时间体验，从而削弱时间的货币化属性；同时也会提醒我们，精神与心智的荒芜，实际上比金钱的损耗更值得重视。

此外，我们或许可以跳出孤立的个人日程，将社群联结置于优先地位，重新定义成功，不再单纯以个体效率为标尺定义成就。中世纪的教会时辰与公共钟声，曾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享的公共时间节律，让每一天都围绕集体性的更高目标展开。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恢复共享的社群节奏，或许能使我们从当代孤立的节律中解放出来。

对衰老和个人时间线的恐惧也是源于我们线性时间模式的认知局限。我们的著作揭示了创造性突破与自我更新的可能性：那些被感知为“终点”的时刻，实则可以成为精神重新启程的契机。

最后，我们可以回望中世纪世界对日月星辰与四季更迭的持续依赖，以此铭记人类与宇宙环境的永恒联结。

1491/1492 年版《坎特伯雷故事集》木刻插图